【463.com】张春桥传: 附录一:张春桥妹妹之死

方兆麟医生是上海高干医疗小组的成员。1974年,在为张春桥之妹做手术时,因发生医疗事故,后被打成“反革命”,关入狱中。

  “红房子医院”出了大事

张春桥的妹妹张佩瑛不算高干。只是由于她是张春桥的妹妹,所以像对待高干一样对待她的医疗手术。上海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在拟定“手术组名单”时,感觉麻醉师叶景馨恐怕难以挑此重担,就向党委提出,要求派中山医院麻醉科主任方兆麟医师。

  “红房子医院”,老上海都这么叫着。这家在上海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医院,历史悠久,悄然矗立在上海市区南面闹中取静的方斜路上。其实,它的房子跟普通医院差不多,唯有那幢最早落成的大楼,在青砖之中镶厂一圈又一圈红砖,老百姓称之为“红房子”,于是这家医院也就以“红房子医院”而逻尔闻名。

方医生当时年近“知天命”,有着多年麻醉经验,又是该科唯一的党员。叶景馨曾师从于他。

  它的正儿八经的大名,白底黑字,清清楚楚、端端正正写在大门口的招牌上:

上级规定,方医生倘离开上海3小时以上,务必事先征得领导同意,并告知行踪。因为他是高干医疗小组成员,多年来参与为柯庆施、刘亚楼等高干治疗。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是上海应急治疗小组成员。理所当然,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对方兆麟医师寄予厚望。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然而,正是由于临时点将,方兆麟匆匆赶去,却出了医疗事故,导致张佩瑛死亡。这下子惊动了张春桥。“上面”派出专门的调查小组,对方兆麟进行调查,把医疗事故扩大为“反革命事件”,甚至怀疑方兆麟是“特务”!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上午,一辆接一辆小轿车停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

经过再三调查,调查组查不出方医生的政治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密告“特级情报”:当年,柯庆施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钠之后死去!这次,张佩瑛也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钠之后死去!

  到了下午,小轿车越来越多,差一点把方斜路堵塞了。惊动了公安局。民警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忙碌着。便衣警察在小轿车间巡逡,不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行人。

柯庆施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

  不言而喻,这儿出了非常事件。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突然病逝于四川成都,终年63岁。

  三楼手术堂,湖绿色的墙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舒适的感觉。“白大褂”们忙碌异常。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借助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在全国范围内造谣,把污水泼向贺龙元帅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同志,诬陷他们“谋害”了柯庆施。张春桥曾派人秘密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没有查到贺龙、李井泉“谋害”柯庆施的任何“罪证”。

  据现场记录,当时拥立于手术室的“白大褂”,仅本院的便达三十三人。

1969年6月1日——早在张佩瑛死亡前5年,方兆麟便已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党组织,清楚地说明了自己参加抢救柯庆施的经过。当时,组织上经过外调,证明方兆麟所述属实,去除了疑问。方兆麟依旧参加高干医疗班子。

  上海各医院的名医、教授,一个个请来了。

方兆麟医师所写的参加抢救柯庆施的经过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1965年4月6日上午10点,我正在中山医院手术室工作。忽然,党总支来电话,告知有紧急任务,准备好麻醉机、麻醉药等,随带一点风凉衣服后等一会儿就有车子来接,与护士唐子林一起做准备工作。电话未告知去什么地方,为谁治病。

  上海第一医学院领导、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一个个赶来了。

不久,汽车接我和唐子林到机场。机场上停着一架专机。同去的有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医院的医生、护士。此外还有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

  虽然在上午十一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摩,仍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

中午,专机起飞。到成都已是傍晚。到达招待所以后,才知为柯庆施治病。柯庆施的保健医生胡允平作了介绍:柯庆施昨晚赴宴,回来睡前又吃了些花生米,觉腹痛。经过成都和北京的医生会诊后,未见好转。所以上午来电,请上海医生来。

  一直到下午三点二十分,这才由市领导发话:“结束抢救!”

次日上午,由四川医学院麻醉医师闵龙秋等陪同,一起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看手术室、麻醉机以及手术用具,选择好一手术室,准备为柯庆施动手术用。从崔子义、董方中处了解到,柯庆施暂不宜手术,目前的诊断第一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

  医生和护士们这才缓了一口气……

下午,大约二时至三时间,我被叫去。与医生们商量用什么镇静剂可使他安静下来。我提出用硫苯妥钠。会诊医生们同意。护士把0.5克硫苯妥钠用注射用的蒸馏水冲成2.5%浓度的溶液20毫升。之后,我本想请当时在柯庆施身旁的医生去注射,因为我知道柯庆施不喜欢见到陌生的医生。当时,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琪要我去注射。我戴好口罩,帽子,拿着注射器,来到柯庆施床前。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惊动了“康办”。那个“办”设在上海康平路上。“康办”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代名词。

在我动手之前,医生、护士们作了分工,一部分观察呼吸、一部分观察血压脉搏。由护士帮我,在柯庆施手上进行静脉注射。我把硫苯妥钠慢慢推入,自己边用手指扪住柯的脉搏,推入10毫升药水之后,柯庆施安静地睡着。呼吸、脉搏、血压,都没有大的变化。

  上海“康办”与北京“钓鱼台”之间的长途电话接通了。徐景贤压低了声调,以便送入话筒的声音带有一种沉痛感:“春桥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在床旁继续等候、观察5至10分钟,无变化。薛邦琪叫我离开柯庆施睡的地方,我就离开了。

  徐景贤的话还没有说完,张春桥的声音便在电话耳机里响起,“我已经知道了!”

晚上,薛邦琪又叫我去,于是我第二次进入柯庆施卧室。当时,柯庆施呼吸很不好,呈喘息状。经医生讨论,决定气管插管呼吸。插好气管导管之后,发现呼吸、心跳停止。于是,一面作人工呼吸,一面作胸外心脏按摩,心内注射肾上腺素。

  显然,耳目众多的张春桥,早已接到报告。尽管如此,徐景贤还是详细汇报了如何组织抢救的情况:“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8日,我与四川医学院闵龙秋轮流为柯庆施作人工呼吸,柯未见好转,血压低。开始使用升压药,效果尚可,但后来效果不好,不易维持血压,小便没有。

  说毕,徐景贤拿起了铅笔,毕恭毕敬地问道:“春桥同志,后事怎样处理,请您指示!”

这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对我说:“这一次,怎么没有把尚德延找来?”我回答:“最好把他找来,多一个人好商量商量。”尚德延是北京阜外医院麻醉医师。1964年,柯庆施在华东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时,是由他和我负责麻醉的。

  徐景贤的铅笔,刷刷地记下了“春桥同志三点指示”:

这天晚上,花了很大力量来维持柯庆施的血压。医生分为两组,分班守候在柯庆施床前。

  “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

贺龙参加了讨论柯庆施治疗方案,指定薛邦琪总负责。参加讨论的领导同志还有王一平、钱信忠。

  “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9日上午,柯庆施血压仍不好,继续做人工呼吸。情况越来越差。以后心脏又多次停搏。

  徐景贤见张春桥无责怪之意,松了一口气。他不敢怠慢,立即把“春桥同志三点指示”向下传达。

最后一次停搏之后,大家轮流做胸外心脏按摩……胸外心脏按摩一直做到晚上,陈丕显、魏文伯赶到,这才决定结束抢救。

  消息传到“红房子医院”,顿时,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人员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陈丕显对在场的抢救人员说了话,大意是医务人员对柯庆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无法挽回,鼓励大家化悲痛为力量。

  “春桥同志到底是中央首长!到底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当天晚上,在四川医学院,对柯庆施遗体作了解剖。由钱信忠带着参加抢救工作的医生在一旁观看。经讨论,一致认为,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春桥同志作为家属,这样高姿态,真难得!”

调查组查访了参加抢救柯庆施工作的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不怕压力,忠于事实,写下一份份外调材料,证明方兆麟无罪。其中以华东医院院长、抢救柯庆施医疗小组负责人薛邦琪写的材料最清楚、最有力,也最富有权威性:……柯庆施死后,我们在成都分析死因,对使用硫苯妥钠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打了硫苯妥纳后,人会动,呼之也能答应,话也会说。

  一时间,有口皆碑,“春桥同志”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仿佛他那双三角眼里射出了大慈大悲的目光,他一向阴沉沉的脸忽然漾起了和蔼可亲的微笑。

  善良的人们很难理解他阴暗的心理,爽直的人们无法捉摸他九曲肚肠。他像黄鳝一样滑,又像蛇蝎一样毒。他除了作了那“三点指示”之后,从未公开对非常事件再作表态。然而,他的意思,却不断通过他的妻子、他的亲属透露出来。他的意思表露得明明白白。却从无任何把栖落在别人手中。

  后来,当王秀珍到上海兴国路“慰问”张春桥之妻李文静的时候,李文静拿出一封张春桥写给儿子的信。王秀珍读罢这封切齿之声可闻的信,立即明白张春桥的“三点指示”全是欺人之谈,而他的真正的“指示”清楚地体现在给儿子的信中。

  其实,他的家书中的话,并非写给儿子看的,分明是讲给“马徐王”听的(上海人早已习惯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合称为“马徐王”——因为他们仨同坐一凳,同出一气。)

  王秀珍赶紧掏出笔记本,想抄下“春桥同志指示”。文静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为她知道,张春桥是不愿留下“痕迹”的——他以“家书”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图,其目的就在于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文静出示“家书”的目的。

  王秀珍一回到“康办”,立即把记忆中的“春桥指示”转告了马天水、徐景贤。

  “马徐王”岂敢怠慢!

  腥风血雨顿起,刀光剑影毕露。一场大祸降临在“白大褂”们头上……

  张春桥之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死者究竟何人?

  她,姓张,名佩瑛。张春桥之胞妹也。

  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为长兄。她是七个同胞之中唯一的女性。

  自从她猝然死于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延宕多日,以致变形,这才终于决定火化。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数百人接到通知,到那里肃立,聆听悼词:

  “张佩瑛同志,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山东济南人。一九四八年八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助产士长、团总支组织委员、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一九七○年起任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终年四十六岁……

  她的遗体,终于推进火化炉。

  “白大褂”们取下胸前的黄花和臂上的黑纱,回到手术室和病房。

  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一非常事件,以为追悼会为非常事件画上了休止符。

  十二年后,极为偶然,我在上海一个与医务界毫不相干的单位查阅成堆的“文革”档案时,见到案卷中央有一份千把字的文件。

  发文日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

  密级:绝密。

  标题:《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

  这份“绝密”文件,是根据调查组的一位成员的揭发材料写成的。这个成员曾在那个单位担任“工宣队员”,所以案卷中会出现这一文件。

  我读罢这一“绝密”文件,深为震惊:像幽灵一样,一个行踪诡秘的“调查组”,当年曾在上海上窜下跳,调查着张佩瑛的死因,秘密调查、秘密审讯、秘密立案、秘密关押。所作所为,比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有过之而无不及!

  调查组是由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嫡系部队”组成。调查组名单由王秀珍拟定,与马天水、徐景贤讨论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调查组内分三个小组,各小组只与组长保持单线联系,组长则直接与“马徐王”

  联系,外人莫知。就连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组内没有一个公、检、法成员。因为王秀珍说过,“对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调查组对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那份“绝密”文件透露:

  “调查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条组织纪律:

  “一、凋查组情况不得向调查组成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汇报;”

  “二、调查情况不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讲;”

  “三、工作要抓紧,情况要一天一报。”

  “市委马、徐、王还规定,调查组直接由他们领导,别人不得过问,严格保密,情况只向他们三人及市委办公室张某汇报,搞得非常神秘。”

  那份“绝密”文件,谈到了两个“绝密”的例子:

463.com,  “成立这个调查组是极为神秘的,连市革委会、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于牵涉一个普陀二中的教师,要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就直接去找当时普陀区委书记杨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点不了解这件事,更不清楚我们这个调查组……”

  “又有一次,有一个情况要到北京调查,徐景贤就专门作了指示,对北京市委要保密,千万不能对他们讲为了什么事来调查,只是说一般人事调查。去北京的介绍信,也不用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铅印介绍信,而用单独打字的专门介绍信,徐景贤在上面签了字……”

  惯于特务伎俩的张春桥,手下曾有过一支别动队,曰“游雪涛小组”,代号“二四四”。这个秘密调查组也是一支别动队,虽然名义上并不直接隶属于张春桥,然而,真正的指挥官正是他!他通过王洪文,以王洪文的名义发“指示”,而调查组的简报则送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由何秀文转交张春桥。张春桥对调查组实行“遥控”,但是他从不直接出面说三道四,甚至佯装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与他毫不相干——因为死者是他的妹妹。他要实行“回避”!

  大抵由于“严格保密”的缘故,调查组如同一艘在深水中活动的潜水艇,淹没于万顷波涛之下,世人鲜知。

  也正因为“严格保密”的“概念”太深的缘故,在张春桥被赶下历史舞台之后,就连调查组成员所写的揭发材料,也赫然在大头上标明“绝密”字样,继续为张存桥“保密”!

  尤为令人莫解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十年之后,那个调查组当年的秘密活动,仍未有片言只字公诸于世!

  我以那份偶然见到的“绝密”文件为线索,追寻那艘深水中的潜水艇。费尽周折,我终于在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单位里,在一张普通的办公桌旁,找到了当年被称为调查组的“灵魂”的Q。Q是调查组副组长,实权人物。如今,已经四易工作单位,从部级领导降为一个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当我突然向他提及“张佩瑛”三个字,他显得紧张。好在毕竟早已事过境迁,那段往事已成为历史,他慢慢镇静下来,陷入回忆之中……

  我追寻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曲曲折折,直至惊动当今上海市的领导机关,这才终于得到支持,允许我查阅。我仔仔细细“拜读”了一箱“绝密档案”。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犹如读了一部极为精彩的“推理小说”!

  那一箱近千万字的档案,是调查组秘密活动的内幕的详尽记录。令人震惊不已的是,他们竟私自秘密审查了四十六人,其中立案审查的达十五人,一般审查三十一人。外调材料、档案摘录、提审记录、交代材料、旁证材料、专案简报等等,厚厚的,一本又一本……

  最顺利的是寻访受迫害者。他们吐出了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愤意,为之一快,为之一爽……

  是时候了,该撕掉那些“绝密”封条了;

  是时候了,该把那艘潜水艇从深水中捞出来,公诸于众;是时候了,该把当年的秘密的“通天大案”,大白于天下。

  此案所以成为“通天大案”,是在于当年的张春桥官儿大。他戴着一顶又一顶光华四射的桂冠: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哥哥得道,妹妹升天。本来并不“大”的张佩瑛,也俨然成了“大人物”。她的摔死,便成了“大案”……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把时间倒拨至一九七四年,按照当年秘密专案组的“推理过程”,叙述这一秘密大案的来龙去脉……

  手术前兴师动众,费尽心机

  厚达数百页的《张佩瑛病史》,附有上百张各种各样的化验报告单。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起,到她死于手术台为止,详细记载着她患病、住院、手术的种种经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病史记录:

  “张佩瑛,女,四十六岁。因月经不正常八个多月,反复发作腹痛及低热四个月。经妇产科检查,子宫左上方有一硬质的肿块,有压痛,于二月二日入妇产科医院。经采用中西药抗炎和一般支持疗法后,热度消退,但肿块未见缩小,反有增大。

  腹痛仍反复发作,并有加剧。经院内外大会诊,认为盆腔肿块性质不明,虽经积极治疗未见好转,故决定三月三十日将进行子宫及肿块切除手术。”

  论级别,她不属高干;论业务,她不属高知。以往,她作为一个普通患者,动过多次手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一回,随着她哥哥张春桥荣登高位,那光辉照到妹妹脸上,熠熠动人。本来,像她这样的手术,在“红房子医院”犹如家常便饭,不知进行过多少次,稳操胜券。然而,张佩瑛动这普通手术,却兴师动众到如此程度:

  三月十二日、三月二十七日,由上海第一医院党委负责人亲自主持,请来名医,为张佩瑛进行两次大会诊。会诊中的每一句话,都详细记录下来。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由妇产科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亲自主持,举行了张佩瑛手术的准备会议。十六个人出席会议。

  经过详细讨论,周全备至的“手术方案”写出来了,“手术前小结”写出来了,“手术前后护理计划”订出来了,“手术组名单”终于确定了。

  心电图、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血钾、血钠、球蛋白……一项又一项测定、化验,都做好了。

  就连手术后的护理计划,也有条有理,如水银泻地,那般周密。

  引述以下十条“术后护理计划”,足见条条都是耗费心血写出来的:

  一,建立专人护理班,日夜各一人,详细记录护理单;二,手术当天回病室,注意脉搏、呼吸、血压,半小时测一次;三,注意保证导尿管通畅,预防尿路感染。术后每天更换导尿接管及接瓶(密封);

  四,术后每天用1:5000P,P,揩洗会阴,更换导尿管上的纱布、橡皮膏;五,鼓励并协助翻身,促进术后恢复。术后第二天半卧位;六,注意饮食护理,鼓励多进食,避免吃肠胀气类的食物;七,术后的基础护理。口腔护理。全身的清洁。注意保暖,预防并发症;八,详细记录出入液量;

  九,预防术后肠胀气,术后第二天艾灸足三里、中脘、天枢,每日二次,一次半小时;

  十,每天按摩脚部(左脚)二次,术后左臀部热敷,促进恢复脚的活动力,防止肌肉萎缩及血栓性静脉炎。

  此外,还规定“物质环境准备”,共五条;也极为周到:

  一,注意室温调节,准备电炉一只;

  二,术前室内大扫除,并用乳酸进行消毒;

  三,严格执行探望制度,保证充分休息。一周内,除家属探望外,其他一律婉言谢绝;

  四,准备好一切消毒物品及敷料;

  五,晒草垫或调换草垫。

  够得上天衣无缝,称得上无懈可击。

  一条又一条,送到张佩瑛手中,请她和张春桥之妻李文静过目。

  她微微地笑了,说了声。“谢谢!”

  然而,当人们走开,她的笑脸转为阴郁。她忧心忡忡地对丈夫悄然暗语:

  “我担心!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负责,实际上大家都不敢负责。今后要出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问题上!”

  她的疑虑倒并非多余。就连她也看出,医生们“都不敢负责”——拍马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是更多的人出于畏惧。

  畏惧什么呢?因为她是“春桥同志的妹妹”!

  果真,一次普通的手术,却出了个意料不到的大事故……

  指名道姓请来麻醉名医

  三月三十日,为张佩瑛动手术的日子终于来临。

  天刚朦朦亮,护士已经进入经过严格清洗的手术室_一切就绪。就连病人搁脚的木板、置膝的膝枕,也都放到规定的地方。

  妇产科医院麻醉师叶景馨,也早就在手术室里忙开了。这位护士出身的麻醉师,今天格外小心。她已把两台麻醉机擦得干干净净,放置在手术台旁。本来,用本院的那台麻醉机就可以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人以为还是用中山医院的麻醉机更保险。昨天上午,她特地赶往中山医院,借来一台最好的麻醉机。

  预定手术在上午八点开始。张佩瑛在七点半就进入手术室。当她在手术台上躺好,手术的主持者、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就来到了。随即,外院的、本院的领导、医生、护士,络绎步入手术室。

  万事俱备,唯不见方兆麟医师。

  方兆麟,何许人也?

  那是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在拟订“手术组名单”时,发觉麻醉师一环太弱——叶景馨恐怕难以独力挑此重担。党总支向一医党委提出:“希望中山医院能派一位政治上、技术上都比较可靠的医生。”他们还指名道姓点将,要求派中山医院麻醉科主任方兆麟医师。

  方医生年近“知天命”,有着多年麻醉经验,何况又是该科唯一的党员。叶景馨曾师从于他。

  上级规定,方医生倘离开上海三小时以上,务必事先征得领导同意,并告知行踪。因为他是高干医疗小组成员,多年来为柯庆施、刘亚楼等许多高干治病。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是上海应急治疗小组成员。理所当然,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对方兆麟医师寄予厚望。请他出师,可以确保张佩瑛手术麻醉工作万无一失。

  方兆麟医师向来准时。面临这次重大手术,时钟已经敲过八下,怎么还不见他的影子?

  一辆自行车在肇嘉洪路匆匆东行。骑者左手握龙头,右手扶书包架——架子上横放着一只蓝色的钢瓶。钢瓶太滑,虽然骑者不时看了看手表,心中焦急,但是不得不慢行,生怕钢瓶从车上滑下。偏偏不巧,自行车链条又滑了下来,又延误了时光。

  此人便是方兆麟,那蓝色的钢筒里,装着麻醉剂——笑气。

  方医生临时被点将调来。他没有参加最初的大会诊。会诊确定的麻醉方案的“硬膜外局部麻醉”。方医生看了张佩瑛病史,得知她因肌肉注射已发生左下肢坐骨神经麻痹,倘若再用“硬膜外麻醉”,可能会发生别的问题。出于一片好心,方医生建议改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又有医生提出,采用乙醚全身麻醉,可能会在手术后带来肺部并发症。方医生觉得有理,提出了最安全、最可靠的麻醉方案: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然后输入一部分笑气,以减少二醚的用量,预防手术后肺部并发症。

  这一方案,得到了手术负责人的同意。

  不过,这一方案在手术前一天才确定下来。三月三十日一早,方医生到中山医院库房领笑气。须了一瓶,拧开开关,发觉瓶内剩气不多。他又返回库房,换了一瓶,拧开开关,发出“嗤”的一声,他满意了。然而,钢瓶上落满灰尘,他用水冲净,这才放上自行车。

  如此这般折腾,加上肇嘉洪路正在挖防空洞,到处堆着土,道路坑坑洼洼……

  终于到了斜桥。自行车一转弯,方医生看见了“红屋子”,舒了一口气。然而,一看手腕上的表,他又双眉紧皱:八点十分。

  他风风火火跑上三楼,已有好多人在手术室门口等他了。天气尚冷,他的前额却沁出豆大的汗珠。

  “方医生,你怎么迟到啦?”

  一听这话,他的脸上火辣辣的。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进更衣室换衣服,入洗手间洗刷双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手术室,递给叶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在洗手间门口问了一声。

  “用我们医院的!”方医师答道。

  当方医师洗好手,叶医师已经把笑气钢瓶装上了中山医院的那台麻醉机……

  尚未动刀,患者突然死去

  “手术未动,麻醉先行”。麻醉师历来是“先行官”。

  方医生洗好手,上阵了。八点二十分,他从叶医师手中接过装好镇静剂“硫苯妥钠’”的注射器,对张佩瑛说:“老张,我给你打针了。稍微有点痛,不要紧的。”

  张佩瑛点了点头;说:“打吧,没关系。”

  方医生熟练地把针头刺进张佩瑛的静脉,缓缓地推进药水。他一边推进药水,一边注视着张佩瑛的表情。没一会儿,张佩瑛闭上双眼,睡熟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按照操作规程,叶医生给张佩瑛戴上了面罩,输入氧气。

  方医生拿起装有“司可林”的注射器,又开始注射,做全身麻醉前的诱导。按照操作规程,一在注射“司可林”之后,才往面罩里输入乙醚。

  就在“司可林”刚刚射入张佩瑛的血管,一个护士吃惊地说道:“方医生,病人的手指甲发紫!”

  方医生也为之一惊。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满脸惊讶。

  当他打完‘司可林”,张佩瑛在颤动着,皮肤渐渐青紫,嘴唇乌黑。在场的一医党委、妇产科党总支领导脸色发白。

  方医生以为输氧不够,当即决定:“插管输氧!”

  叶医生拿定面罩,方医生以熟练的动作,把氧气管插入张佩瑛气管,开大了氧气开关。

  奇怪,患者青紫有增无减,呼吸停止!

  这时,心率每分钟八十八次,血压也正常。

  患者怎么会停止呼吸?医生们急促地交换着意见。

  手术室里顿时骚乱,人们惶惶不安。手术主持者,决定施行人工呼吸。

  方医生遵嘱开始给张佩瑛做人工呼吸。不久,血压剧降,心跳难以听出。

  就在这时,上海中山医院所有的广播喇叭,响起了急找司机的声音。

  著名胸外科专家石美鑫教授,匆匆坐上小轿车——几分钟之前,一医党委负责人从妇产科医院来电话,要他火速赶到。

  当石美鑫奉召赶到之后,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陆续驶入方斜路。于是,便出现本文开头时的场面。

  名医们在研究者抢救方案。人多嘴杂,意见纷坛。犹如一条船上,忽地来了众多的“老大”。真的有点像张佩瑛在手术前所担心的那样:“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负责,实际上大家都不敢负责。今后要出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问题上!”

  有人紧皱双眉,有人托着下巴,有人踱着方步,有人闭口缄后。

  妇产科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出了一身冷汗,内衣冰凉地贴在脊梁骨上。这次张佩瑛手术,他是总指挥。这些日子里,请专家,大会诊,订措施,做准备,忙得他连睡觉都不安稳。方医生就是他亲自点名请来的。他本来想立个大功,而眼下却闯了个大祸,他怎不六神无主,大汗涔涔?他,呜呜咽咽,不由得哭了起来!

  方医生也一身水湿,白大褂上满是汗液。一则心慌意乱,二则不停地给张佩瑛做人工呼吸,汗珠叭嗒叭嗒往下滴,冷汗跟热汗混流在一起。

  抢救措施逐步升级:注射麻黄石碱。注射地塞米松。体外心脏挤压。大隐静脉切开。颈外静脉穿刺输液……上午十一时,终于决定由石美鑫教授开胸,作心脏按摩。

  方兆麟从手术台旁退了下来,让位给石美鑫。这时,他才缓了一口气,绷紧了的神经松弛了一下。

  方兆麟的目光无意之中,投射到那台从中山医院借来的麻醉机上,顿时像触了电似的……他欲言又止,终于咽下了到了嘴边的话、忙乱之中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方医生那忽然变得惨白的脸。

  呼吸停止。心跳停止。血压=O,抢救工作仍在不断进行。

  电击。一次,两次,三次。毫无反应。

  用尽了一切抢救措施。直至下午三点二十分,疲惫不堪的“白大褂”们这才离开了手术台……

  当晚,经过“白大褂”们的分析,讨论,初步确定了张佩瑛的死因:

  “所用的硫苯妥钠和司可林两药,或过敏,或变质,发生毒性的作用。也有人提及了肺栓塞的可能性。”

  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连夜写出了《关于张佩瑛同志在手术麻醉过程中不幸死亡的情况报告》,当即打印,直送“马徐王”:

  “市委:

  我们沉痛地向市委报告,春桥同志的妹妹张佩瑛同志于今日(三月三十日)上午八时二十分在我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手术麻醉中,突然发生心脏变化造成不幸死亡……”

  手稿送去打印之际,“春桥同志的妹妹”一句被删去了。

  此后,所有关于张佩瑛猝死的文件中,再也未见过“春桥同志的妹妹”字样。

  心照不宣。谁都明白其中的含意,谁都不在白纸黑字上表露。

  徐景贤在这份报告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对张佩瑛同志的死因要调查弄清。”

  翌日,——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天。

  四月一日一上班,上海市文教组、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关于张佩瑛死因联合调查组便成立了。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C出任调查组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出任副组长。调查组的级别如此之高,原因同样在于那句被删去了的话——“春桥同志的妹妹”。

  好在这个调查组的活动,是公开的。

  本来,大幕已经闭上

  雷厉风行。一组快节奏的短镜头。

  四月一日夜。一医。

  在征得张佩瑛的丈夫和张佩瑛的三哥、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的张铁桥的同意之后,她的遗体被送上了解剖台。

  作为紧急任务,一医病理教研室教师和上海瑞金医院病理医师连夜解剖张佩瑛尸体。

  解剖结论:

  “病理检验发现内脏淤血、全身水肿等病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内脏微血管严重扩张,管腔空虚,含血量少。上述变化反映了全身血容量的不足以及循环衰竭的存在,并由此而促进了休克的发展和脑疝的形成,以至抢救无效死亡。”

  四月二日。上海药物检验所。

  紧急任务。查验不知名者的腹水、右胸水、小便以及手术所用葡萄糖复合液。

  结论:

  “均未检出氰化物、亚硝酸盐、巴比妥类,排除以上毒物中毒。”

  四月三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紧急任务。已用过的一支硫苯妥钠空瓶和一支司可林空瓶,要求提取瓶中残液与未用过的同类注射剂比较。

  红外光谱分析。紫外光谱分析。层析法分析。

  结论:

  “药品性质一致。”

  四月三日下午。

  专家云集一医,讨论、分析张佩瑛死因。出席者有中山医院内科,华山医院皮肤科、内科,上海第三人民医院内科,新华医院麻醉科,瑞金医院病理科,一医教育革命组……

  会议记录:众多的专家反复讨论药物过敏的问题,但是新华医院麻醉科医师提及了可能是笑气中毒导致死亡。

  四月六日晚。妇产科医院三楼手术室,灯光通明。

  手术台上躺着的不是张佩瑛,而是兔子。

  调查组正、副组长及组员在一旁仔细观察。

  兔子戴上面罩。输氧。一分钟后,兔子全身青紫,与张佩瑛死亡过程酷似。

  结论:

  “动物实验,证实了新华医院麻醉科的推测是正确的——患者死于笑气中毒。”

  四月七日。中山医院。

  调查组与方兆麟谈话。

  四月八日。中山医院。

  方兆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检查。张佩瑛死因大白。

  方兆麟检查:

  “我在心脏按摩后,在一旁休息,突然见到麻醉机上笑气筒下部四周有湿与霜,感到奇怪。根据自己的经验断定必有漏气。我再看一下麻醉机,原来是一台单向的,只能用氧气的麻醉机,我顿时大吃一惊,几乎瘫掉了!”

  根据方兆麟的检查,不妨重演三月三十日上午的镜头:

  方兆麟满头大汗,赶到妇产科医院手术室。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去换衣服,洗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去,交给叶景馨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问。

  “用我们医院的!”方医师答道。

  叶医师未用过中山医院那台麻醉机,不熟悉性能,不知道那台麻醉机不能用笑气。她把笑气瓶装了上去,而且打开了开关。

  方医师呢?在匆忙之中,也疏忽了。他是主任医师,而且常用那台麻醉机。不过,如他所言:“麻醉的准备工作大多数是科里同志或进修的同志准备好的。由于误装了笑气,开关又开着,大量的笑气直接进入氧气管道。”

  经过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用气相色谱仪测定,由于误装了笑气、以致输出的氧气中,笑气含量高达百分之九十六,而氧气仅占百分之四。

  于是,给病人输氧气,变成了输笑气!

  在抢救时,越是想多输氧气,结果输入的笑气越多。

  张佩瑛之死,便是死于笑气窒息。

  方兆麟医师承认了错误:

  “第一,由于工作粗心,出了医疗事故,造成病人死亡,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

  “第二,当自己发现笑气瓶上结霜,知道了事故的原因,由于想到死者是张春桥的妹妹,心中极为害怕,不敢主动说出事故原因。”

  直至今日,当我采访方兆麟医师时,他仍重复十二年前说过的话,依然为自己的过失感到痛心。

  他在写出检查之后,请求领导给予处分。

  事情到此,可以说该拉上大幕,宣告“剧终”了。

  四月十一日,中山医院党总支书记Fa,起草了调查报告。这一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调查查结果:

  “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发现方兆麟重大政治问题。

  “在业务上,方兆麟一贯埋头工作,认真负责,服务态度较好,抢救病人随叫随到,从不计较时间,并有一定的钻研精神。

  “方兆麟担任麻醉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各种麻醉的操作都比较熟练,有关麻醉学方面的知识也比较全面。他自一九五八年起担任华东医院的高于会诊和手术时的麻醉工作,亦曾多次赴外地为高干或高干家属做麻醉工作,均未出过麻醉死亡事故。

  “方兆麟基本上拥护党、拥护毛主席。

  “据我们了解,方兆麟同志平时与张佩瑛同志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听到他对张佩瑛同志的什么议论。”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是张佩瑛手术的主持人。她也实事求是,不仅同意中山医院党总支的报告,而且十分中肯地说;“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张佩瑛之死不是政治事件。”她在报告上加了一段话:

  “我们认为,关于这次麻醉死亡事件,从方兆麟同志一贯的表现分析,到目前为止,未发现阶级报复的政治事件的依据。”

  调查报告上报上海市委,还附了方兆麟医师的检查。

  方兆麟写道: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痛。我一定要牢记这一沉痛的教训,一方面请求组织上给自己一定的处分,一方面要积极工作,认真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

  喧闹一时的张佩瑛死亡事件,渐渐平息。

  “红房子医院”恢复了平静。

  中山医院恢复了平静。

  一封密告信飞到徐景贤手中

  历来,人们总是把“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视为最危险、最可怕。然而,更危险、更可怕的莫过于趁人之危,投井下石!

  有人向张春桥家属偷偷报告调查组“右倾”。

  一封密告信,先是飞到正在华东医院住院的徐景贤之妻葛蕴方手中,要她转交徐景贤。鉴于张佩瑛之丈夫,乃葛蕴芳之表兄,葛蕴芳表示“回避”不肯代为转交。

  很快的,这封密告信又飞到徐景贤保健医生手中。于是,便展现在徐景贤面前。

  此信影印件存于那堆秘密档案之中,摘录原文于下:

  徐景贤同志:您好!

  我们想就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调查工作,向市委领导同志反映一点情况,提出一点意见……

  我们参加调查工作过程中,感到上医党委Fe和中山医院总支态度暧昧……

  我们的想法是,就日前的材料看未,不能用“粗枝大叶”来解释。政治疑问不少,应当趁热打铁,搞得水落石出。

  我们感到,如果张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问题就要想得复杂一些。

  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个人的问题。中山医院现任总支书记Fa是空四军的……

  我们恳切希望市委领导同志组织适当人员,继续深入调查。

  信末,签署着两个人的姓名,写信日期为“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本文姑且不予披露密告者的姓名。

  信的附件,对调查结果一口气提出了十个问题。

  鉴于两位写信者是调查组的组员,熟知内情,而且提出的十个问题,个个在“纲”上、“线”上,理所当然引起了“马徐王”的重视。

  “马徐王”当即抓住那封密告信,做起文章来了。

  王秀珍最为起劲,提笔批道:

  “这些问题提得很好,都很重要。要把这些问题彻底查清,查个水落石出。”

  马大水到底在政治舞台上混过多年,一字一句很注意斟酌:

  “同意秀珍同志意见,一定要抓紧弄清这些问题。”

  徐景贤写道:

  “同意秀珍、天水同志意见。”

  为了“查个水落石出,”,“马徐王”决定另建调查组——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个行动诡秘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一九七七年一月,当北京建工部来沪外调那个调查组的“灵魂”——Q的时候,王秀珍写了如下交代:

  张佩瑛死亡事件,开始是由市文教组、市卫生局和一医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下来说成是责任事故、我看了这个情况后,认为这个案件说成责任事故是右倾。

  文静对我说:一医和文教组联合调查组右倾,要我告马天水认真抓这个案子。她还说,张春桥知道张佩瑛死了,他很难过。我把李文静讲的,告诉了马天水。因此,我讲调查组右倾,马天水也讲右倾。我还恶狠狠地批了调查组的同志。

  那个调查报告,曾同时送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没有出面。由王洪文打电话给马天水,还写了批示,大意是:这个调查组严重右倾。张佩瑛的死亡,要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看、来查,是阶级报复等等。

  根据王洪文的黑指示,我和马天水、徐景贤商量后,认为调查组要加强力量,充实人。我提出把Q暂借出来,可担任调查组副组长。还要从工宣队抽一点人,加强这个调查组。马天水、徐景贤都同意。

  按照王洪文、张春桥的黑指示和授意,要查出一个阶级报复案,给这个案子定了调子。调查组就是按这个框框和调子去调查的……

  徐景贤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也作了类似的交代。其中谈及:

  “成立调查组时,马大水说:‘这件事张春桥不好表态,我们决定算了。’但事后调查小组的报告,都由我送给张春桥秘书何秀文,由他转给张春桥看。”

  就这样,本来已经闭上了的帷幕,又重新拉开。秘密调查组鬼鬼祟祟地登台了,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荒唐的悲剧……

  幕后导演稳坐“钓鱼台”

  那封掀起狂澜的密告信,来历不凡……

  “马徐王”如此看重那封密告信,因为此信虽然出自调查组的两位组员之手,而不出面的的导演即是那个在北京稳坐“钓鱼台”的张春桥。

  密告信的作者之一,便是“红房子”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此人跟张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据Y本人交代: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天晚上,张佩瑛的丈夫打电话给他,说张佩瑛腹痛。请他安排住院;

  张佩瑛住院后,起初住的是三个人的房间,是他给她安排了单独居住的病房。

  不久,甚至连张佩瑛的丈夫发烧,也是经他安排,让张佩瑛的丈夫住入妇产科医院的病房—一这成了“红房子”医院议论纷纷的怪事,妇产科医院里怎么会冒出男性病人?

  张佩瑛的手术方案,是在他领导下制订。那此名医,是他去请。那手术方案,是他送到张春桥妻子李文静手中,请她“审阅”;当张佩瑛突然死于手术台,是他当场痛哭不已;他同张家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连他自己都承认,一九六六年,他第一次来到张家,张佩换的丈夫就对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佩瑛一直讲你是她的好朋友。”

  在“张死事件”发生之后,他跟张佩瑛丈夫的联系更加密切。调查组的一举一动,通过他这根内线,把“信息”立即传输到张家……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晚,张佩瑛的丈夫约Y在他家见面。

  当Y来到张家,张春桥的二弟张铁桥、四弟张月桥、女儿张维维也在那里。显然,这是一次秘密聚会。

  Y读到了来自北京的最新指令—一张春桥写给儿子毛弟(即张旗)的信:

  ……听到姑姑逝世的消息,使我很震惊。为了革命事业,我己有七、八年没有看见过她了。她逝世,我当然很难过,但也不很悲伤。因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有多少好同志、好党员,为党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亲人,我们也为党贡献一个亲属吧。你代我问小白、小兰好!另外,你们自己在这个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要提高警惕,多加注意……

  张春桥的信是写给儿子的,话是讲给别人听的。这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张春桥对张佩瑛之死的态度:绝不是徐景贤公开传达的“春桥同志三点指示”所说的“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而是认定张佩瑛是“在这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的牺牲品……

  在轻声的密谈中,张的亲属清楚地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彻底查清张佩瑛之死,但是作为亲属不便出面写信给徐景贤,而Y是调查组成员,由他出面比较“自然”

  Y心领神会,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一天——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天,Y在下午来到密告信的另一位作者家中,一起写成了那封密告信。信,一式两份。一份送到徐景贤手中,另一份“抄送”张佩瑛丈夫手中。迅速地转给张春桥……

  暗一套,明一套。密告信是暗箭,而四月二十五日的“向家属汇报会”,张的家属公开亮相、施加压力了。

  在上海卫生局大楼二一三室里,根据家属的要求,调查组向他们汇报着调查情况。

  大抵由于张春桥惯于特务伎俩的缘故,他的儿子张旗也学得一二。他把一只微型录音机放在包中,步入二一三室,悄然录下了调查组的汇报。

  调查组的汇报,不断被张的家属粗暴地打断,声势汹汹,不可一世。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在会上重申,“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

  张月桥当场质问她:“什么替死者负责?我姐姐分明是被害死的!”

  张佩瑛的丈夫唱的“调子”更高。他一口咬定F是“蓄意谋害”张佩瑛。

  他说“F事先计划周密,手法极为阴险,手术‘杀人不见血,事后无证据’就连解剖尸体也查不出死亡原因。F制订厂一套完整的杀人方案!”

  他——这个一九四六年就已入党的老党员,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这次,F害死了张佩瑛,是完成了林彪一伙制定的‘五七一’工程反革命阴谋所要完成的任务!”

  他们仗张春桥之势欺人,那么嚣张,那样凶狠,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末了,张月桥冷冷地说:“我们认为这不是F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也不再多流泪了,我们要起来斗争,一定要把问题彻底查清!”

  终于,调查组被迫改组,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调查好一个“有缝就查,有洞就钻”

  一提起密探、侦探之类,理所当然,首推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那位名震寰宇的福尔摩斯。此外,数得着的,诚然还有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矮个儿比利时侦探埃居尔·博阿洛,还有英国作家柯林笔下的探长克夫……然而,如果跟那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相比,都将大为逊色,自叹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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