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2019年第5期463.com|马金莲:我的母亲喜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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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莲,女,回族,1982年生,宁夏西吉人。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出版小说集八部、长篇小说三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固原市作家协会主席。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茅盾文学新人奖、《民族文学》奖、《朔方》文学奖等;长篇小说《马兰花开》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一直很想写写关于大舅舅和大舅母的故事,可总觉得过于狗血,狗血得让人疲于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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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和母亲通话时,不知怎样提起了大舅父母,又和母亲因为他们的问题起了争执。

你是作家苏郁玲?来人进门不坐,只在砖地上简单打个转身,手插在裤兜里,张嘴就问。这是开门见山了。

母亲说大舅舅的二奶离开了他跟了别的男人,还卖掉了他们同住的那套房,大舅舅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我从桌上摊开的一本《基层公务员素质与能力建设》上抬起头,轻微的不悦在心头荡漾,但还是有些迟疑地点了一下头。之所以点头,是出于礼貌。壶里有水,抽屉里备有一次性纸杯,一个小铁皮茶罐里装着茶叶。我站起身张罗,同时抬手指指门口的红色折叠椅子,示意他请坐。不喝茶。他摆手说。我右手在壶把手上滞留一刻,还是倒水了。开水冲得茶叶打转,浮起一层淡淡的白沫。

我说,拿不到又怎样,如果那个女人肯回到大舅舅的身边,他一样会毫不犹豫地接纳她。可怜大舅母当初待他千般好,他丝毫都不珍惜,上辈子欠的债,真说不清,舅母早就应该跟舅舅离婚的了。

您是?我试探着问,同时估摸他的年纪。他是国字脸型,看不见下巴,下巴被一圈浓密的胡须包围。他要是有五十多岁,我就可以喊他叔叔。他的穿戴还可以,浅白色夹克衫,敞着拉链,露出里头的深灰色针织衫,牛仔裤,黑皮鞋。整个人微胖微黑,有四十来岁吧。不会是农民,肯定是干部,但也不会是书记乡长级别的领导。我下了这样的结论。

母亲听到我这样说,就很急躁地说道:“你别老盼着他们离婚,他们离婚有什么好处呢?你看小舅舅他们夫妇,就算小舅母再强硬又怎么样,现在买房子的事情,还不是小舅回来帮他们处理了。”

场面有点冷。不是我不热情,是他的开场太突兀。如果是一般同事来访,我都能热情招呼,陪着坐坐,喝喝茶水,拉拉家常,起身离开的时候我会礼貌地挽留,欢迎有空再来。

听完母亲的这番言论,我也不由得冒火三丈。小舅也是有了外遇并在外头另立家室,可一样没有和小舅母正式离婚。

我不是冷漠的人。再说在这个大院里,冷漠是最要不得的。尤其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冷漠久了,肯定要被冠以不够热情、不讲团结、为人高傲等许多帽子。低调做事,和气做人,是我给自己定下的行为准则。可是这个人忽然冒出来,冷不丁地说我是作家。这让我有点尴尬,怎么说呢?我承认我是个作家,曾经是。从大学校园开始,作家这个帽子我一直戴着,虽然不能取暖,但也曾经有些滋味。但是,作家这帽子有点重,我要是还在教育岗位上围着学生娃打转,还是乐意戴着这顶帽子的,毕竟也能时不时地从同事赞叹的目光中获得一点虚荣感。我现在到乡镇工作了,一切都不一样了。

母亲此番说话的言下之意是:不离的话,哪天那个男人良心发现了,还会回心转意回到你身边,又或者会在生活上助你一臂之力。

我在进乡政府之前,就已经用一片巨大的布匹把自己的过去包裹了,严严实实地打包搁起来。我以一副低调沉默的姿态进入了这座大院子,目的是给这个院子里的每个人留下一个寡言、稳重、踏实的形象。从前发过我豆腐块文章的那些报刊,我全部整理打包,寄存到了老家。我也改掉了熬夜写作的习惯,只有阅读习惯没改,但是阅读对象已经是《公务员法律法规全本》《领导的个人修为》等。我要和过去断绝关系,老老实实地做文秘。只要我不出去参加文学活动,不投稿,不和从前的文友们来往,相信时间一长,我的作家身份就会被大家遗忘。可是,这个人一进门,就问出了这样的话。我看着放在桌子拐角的那一杯茶。细细的热气袅袅上升,然后在杯口盘旋,好像留恋着舍不得散去,淡淡的薄薄的,慢慢地融入空气。这个人问出这样的话,不等于是一把就揭开了别人的伤疤,露出一个精心遮掩许久的老底叫人瞧吗?想不到眼前这个人,一句问话就把我打回原形。我在脑子里飞快地琢磨这个人,能这么熟门熟路走进来打招呼,是乡政府的干部无疑。这个人是谁?见过,还是素未谋面?好像见过,在哪次会议上?又对不上号,难道是我认错人了?

但我当时并未就这点反驳母亲,我更加想说的是大舅母本来就应该一早和大舅舅离婚,如果他们早点离婚的话,他们的家庭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的这种局面,孩子们的人生也不至于如此惨淡。

我看过你的作品,发在《葫芦河》上,《六盘山》也有,还有《朔方》。写得不错啊,诗歌、散文、小说,你竟然啥都能写。尤其你那个随笔,就是写你姑奶奶一辈子人生的故事,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很感动,《描花的箱子》,题目也好。他慢吞吞地说。他不抬头看我,所以他不知道此刻的我已经目瞪口呆。什么叫有理有据,这就是有理有据。什么叫铁证如山,这就叫铁证如山。我心里放电影一样依次闪过这三家刊物的名字,它们分别是我们这里的县级内刊、市级刊物、省级刊物。这个人既然能一口气说出这么多刊物,而且我真的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作品。既然这个人说得这么确凿,又叫出了我的名字,说明他不是随口胡说,说不定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更说不定的是,我们曾在一起参加过文学活动。如果我矢口否认,态度坚决,反倒欲盖弥彰了。

大舅舅和大舅母初中念的是同一所学校,外公去世得早,读完初中,舅舅便加入了晚期的打工大军。大舅母家境虽然不错,但由于成绩平平,初中毕业后,她也同样加入了打工大潮。

我拿定主意,续上一杯水,抬头看这个人,含着礼貌的淡笑。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懒散了,早就不写了。

那时大舅母在东莞,大舅舅在广州。大舅舅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追起了大舅母,情书一封封地写,一趟趟来回于广州和东莞之间追求大舅母。

这个人似乎渴得不行了,端起水大喝一口。刚烧的水,烫得他差点吐出来,但是忍住了没吐,慢慢地下咽了,然后咣咣咣咳嗽起来。水洒了,他的牛仔裤湿了一坨。我扯一片餐巾纸递上。谢谢,谢谢,那个,那个你的文字功底真好,我有空再来吧。他边说边退步出门,告辞离开。我怔怔地望着那身影,直到这个人被一株松树挡住看不见,我才慢慢回屋。我望着桌上的杯子笑了。有意思,真是个有意思的人。都狼狈成那样了,还不忘一迭声地说谢谢,是谢我给他倒了滚烫的开水,是谢我递上的餐巾纸,还是谢我让他出了洋相?居然说我文字功底好,废话,不好能大学未毕业就弄到一顶作家的帽子戴在头上招摇?

大舅父文笔很好,水彩画画得也不错,还会弹吉他,留着一头披肩的长发,人也很幽默,是那个年代标准的文艺男青年。虽然年轻时的大舅母也很美,追她的人很多,可她还是掉到了大舅舅所设的爱情陷阱里。

他最后说什么,有空还来?真的假的?不会吧。

大舅母家境虽然不错,但她的性情很好,不管对外婆还是对于我们这些毛头小孩,都没有一点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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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多人睡的还是木板床,弹簧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还是新奇品。大舅舅结婚的时候,就买了一张弹簧床垫。每次我和姐姐到外婆家去玩,晚上都会挤到大舅舅和大舅母的床上去睡,可大舅母从不介意。

和我同时考进乡政府的还有小闪,一个回族小伙子;小姚,一个长相不错的女孩。小闪报考的岗位是劳务干事,小姚报的是团干部,只有我一个人是文秘。但是到了基层,当初报考的岗位和眼下具体要干的工作没关系,我们都被塞进了办公室。办公室就是个大炼炉,管你是谁,是铁是铜全部投进去烧炼烧炼再说。

结婚后,大舅舅和大舅母便不再外出打工,只是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店糊口。每次村里或者邻村放电影的时候,大舅舅和舅母便会带一些零食去放电影的那里的附近卖。

就像三年前走上教师岗位那样,我进了乡政府的门,我妈的电话又跟在屁股后头催了,话题很陈旧,同时很沉重,说来说去就一个问题,我啥时候找对象结婚?我只能用老办法,一拖,二装傻,三打哈哈。这种事儿,着急没用。上次我说漏嘴了,我妈听到小闪是回族小伙子,顿时眼前一亮,就天天催着我快抓住这小伙子,说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妈一个文盲加农妇,都知道使用熟语了,可见她老人家确实为我的事儿操碎心了。可我妈哪里知道,这个小闪,我根本就不能考虑。我三十岁出头了,人家才大学毕业,二十郎当岁,正年轻,真正的小鲜肉。我在无人处揽镜自照,一笑眉梢眼角的皱纹触目惊心,再厚的脂粉也遮盖不住。就算人家好意思一丛嫩草被老牛吃,我这老牛还不好意思下口呢。

散影后,大舅舅扛着一把甘蔗,大舅母牵着我们的手,踏着月色归家的画面,如今依然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

心情郁闷,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忍不住翻开笔记本,看到从前信手写下的诗歌、随笔,毛毛草草地趴在纸上,懒得整理,也就没有机会发表出来让别人看到。心情不好,我终究忍不住拿起笔在纸上哗啦啦乱写。一气写完,觉得整个人都掏空了,要表达的情绪也表达了。这些日子积蓄在胸口的郁闷和劳累产生的忧伤,都随着文字流泻殆尽了。我迷迷糊糊地睡去,睡梦里隐隐觉得就这样丢了文学创作这个爱好,有点可惜。

后来在岳父母的帮助下,他们在镇上开了一个游戏机厅。生活逐渐好起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大表妹也出生了。

周末,开全乡脱贫致富动员大会。领导的讲话从初稿到主任改,再修改,再三再四修改,再五修改,到最后定稿,我不知道改了多少遍,到最后打印的时候,我已经昏头转向了。装订完所有材料送到会议室摆好,领导和其他干部,包括村干部都来了,齐聚四楼会议室开会。我离开大楼,在院子里低着头慢慢走。这院子里种满了松柏,看样子年纪最大的也就二三十年吧,不过长相都不错,郁郁葱葱。在我们这干旱的地方,能有一院松柏朝夕相伴,确实难得。

大表妹出生后,他们便交给家里的外婆带,他们依然在镇上做生意。有时我们也会到他们的游戏厅去玩,大舅母虽然做了母亲,但还是如孩子一般纯澈,待我们就如朋友,连长辈的架子都没有。我们是不怕舅母的,但怕舅舅,因为他冲动,容易发脾气。

一个人影忽然从松树那边转出来,手里捏着一个包。可算是找到你了,很忙吗?作家。

大舅母性情很温顺,从来不会和别人起争执,所以对待大舅舅的责骂和无理取闹,她也总是一笑而过。

又是他。我退开一步,又慢慢上前,勉强挤出一点笑:您好。上回忘了自我介绍,喜万隆,文化中心主任。我这段时间身体不好,一直请假,你应该是春节之后分进来的?喜万隆说着,伸出来一只手。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把手伸过去了,我们握在一起。肉肉的一个手,浅浅地抖了抖,就松开了,给我手心里留了点余温。

心宽的人,似乎总是容易体胖。生完大表妹后,本来尚算苗条的大舅母,就胖成了半个气球。

你气色不好。他说。我无言以对,但也确实吃惊。不过很快就释然了,没啥大惊小怪的。我从小身体弱,现在衣食无忧,但是工作辛苦,加上心情不好,作息不固定,头发大把脱落。这样的一个大龄剩女,心情郁闷,气色不佳,都很正常。

他们的二胎,依然是个女儿。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大舅母生下二表妹后,就在娘家一个废弃的茅坑旁的泥砖房里坐月子。我们家乡有一个风俗,出嫁的女儿在娘家坐月子的话,会给娘家带来霉运。所以她只能带着孩子住在娘家闲置的泥房里。

我不想深谈,准备掉头去办公室。看喜万隆那架势,我如果去宿舍,他又会跟着我去宿舍谈文学。说实话,我没一点心情,这年头谈什么都比谈文学正常。但是这个自称文化中心主任的喜万隆,拦住了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他把手中的公文包递过来,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喜万隆说,给你提供个素材,请你无论如何把这个故事写一写。我已经拉开了走的架势。跟一个乡政府的小文秘谈素材谈故事谈文学,喜万隆真是自己找不痛快。我真的不想再谈文学。我现在这样挺好的。

大舅母坐月子期间,大舅舅找了一个女孩子帮忙看店。

这是我母亲的真实故事,我是想了很久才下决心来找你的。以你目前的才华,不写实在可惜。喜万隆的调门陡然提高,好像在为自己打气鼓劲。喜万隆的这句话钻进了我心里。我像是身不由己地回了头,接过包。喜万隆没多逗留,匆匆说了句感谢的话,人已经消失在一棵松树背后。

再回店里的时候,舅母才知道,舅舅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跟那女孩搞到了一块。

我进了办公室,拿出一份乡政府人员名单,一个一个地看,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籍贯出生地参加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电话号码。我找到了喜万隆,果然是乡文化中心主任,本地人。目光在出生日期一格停滞,吓我一跳,喜万隆居然是1976年生。1976年?只比我大了八岁,可他的外貌一点都不像三十多岁啊,分明是四十岁已过,在奔五十岁,哪里像1976年出生的样子?肯定是年龄写错了,或者档案年龄存在造假。我悻悻地合上册子。

舅母找外婆控哭诉了一番,外婆和我妈一起到店里把那女的轰走了。

木秘书来了,五官紧皱,愁眉苦脸,永远都是别人欠了他二百吊钱不还的样子。好奇心跳跃,我拿着册子过去,手指着喜万隆一栏。木秘书淡淡扫一眼,神色如旧,声音却出奇地温和:是小喜呀,他这段时间请假,不过今儿来了,刚才见他上四楼参加会议了。说完就闭上嘴,深深的法令纹刀刻上去一样显眼,看样子就算我拿个铁棍子来撬,他都未必愿意再多说。不过这已经够了,小喜,木秘书喊他小喜,说明什么?说明喜万隆真不是我判断的那么老,不然木秘书不会喊他小喜,应该是老喜。木秘书是1974年出生的,1974年出生的人能喊一个比自己大的干部为小喜?不合基本的逻辑。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喜万隆真的是1976年出生。

我不知道当时大舅是否有给舅母写保证书,或者有没有向她发誓,从此不会再出轨。我只知道,大舅和舅母,又一如既往地过起了日子。大舅依然会常常对着舅母大发脾气,大舅母依然会抹抹泪,然后又笑笑地继续生活。

晚饭后,我想打开公文包。是个很普通的会议包,外面没有印字,看不出是参加什么会议发的包。这种包就是会议上装材料的那种,很常见,应该是三五块钱一个。我反复看了看包,忽然不想打开。我看看头顶上的节能灯,觉得有些暗,又把台灯拧开了。

命运似乎对舅母不赖,连生了两个女儿后,她居然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大舅很开心,带着舅母和孩子,回老家大摆酒席,那是1998年。

后来我轻轻拉开拉链,取出包里的内容。有点意外,也有点失望,不是我预想的那样,有一本子厚厚的泛黄的日记、一沓子写满字的材料、采访文字、报纸报道、十佳好媳妇或者好婆婆荣誉证书、乡村妇女致富带头人材料。这些都没有。喜万隆不是说是他母亲的故事吗?不是说我不写实在可惜吗?我已经先入为主地想到了一个西海固的女人。看喜万隆的相貌和气质,我断定他母亲不是县城人,跟我母亲一样,也是乡村妇女。一个乡村妇女的故事,之所以到了不写可惜的程度,说明这妇女和众多西海固妇女有所不同。可是,又怎么与众不同呢?

不久后,再次传出大舅在外面有女人的消息。自那后,大舅身边的女人就是赶了来,来了赶,一直没有断过。

我懒懒地做着想象。同时,一个故事的大概在脑子里一点点浮现。喜万隆的母亲,应该是一个从小没有父母的孤儿。孤儿长大后懂事孝顺,人见人爱,是个好姑娘。嫁人后是一个好妻子,好儿媳,好母亲。这时候故事发生了,小媳妇的丈夫殁了。小媳妇的考验来了,是改嫁还是守寡拉扯孩子?这是一道天大的人生难题。寡妇出门再嫁,理所当然的事,只要她自己愿意,没人拦挡。喜家寡妇坚决不再嫁,留在喜家拉扯孩子、照顾老人。她柔软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担子,一身泥一身水,一天一天熬着艰难的日子。她熬白了头,熬弯了腰,终于苦尽甘来,娃娃长大了,儿女争气。譬如喜万隆,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端上了公家的饭碗。喜家寡妇顶着白苍苍的头发露出了欣慰的欢笑。她的故事在四里八乡流传,很快具备了传奇色彩,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他们都来关注、采访和报道了。喜家寡妇甚至当选了某个年度的县级或者市级十佳好媳妇荣誉……我想象的凭据就是喜万隆这句话:这是我母亲的故事,你不写可惜了。

我不知道舅母有没有跟大舅提过离婚,反正我从来没有听过相关的传闻,而她在我们面前也没有提过相关意向。她只会在我们面前回忆大舅追她时的甜蜜时光,只总是巴巴地盼着大舅有一天会回心转意,重返旧日美好时光。

作为从小失父,亲眼看见了母亲几十年艰辛的儿子,喜万隆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一般的不肖儿,不会眼巴巴地告诉别人他母亲的故事很感人。有了工作,改善了一家人生存条件的喜万隆,现在有个心愿,把母亲的故事写出来。在儿女眼里,这样的母亲足够伟大,也确实值得书写。喜万隆自己想过要写吗?很有可能想过,但是他发现自己写不来,或者写不好。所以他想到找一个作家来写,不知道什么原因,想到了我头上。我怔怔地看着公文包猜测,也许喜万隆听到办公室新来的几个年轻人里有个叫苏郁玲的,就留意了一下。凭他也有爱好阅读的习惯,他知道这个人是我,在县城小有名气的小作家,所以他就来找我。

尽管大舅出轨,舅母对外婆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思路理顺了。我不得不佩服自己的联想能力和自圆其说的本事。这也和我多年来写小说有关。这几年,我把我出生并长大的那个乡村里大大小小有意思的故事都搜罗来,变成了文字。也有一些外村的人听到我写故事,专门写乡村普通人,就找到我要给我讲故事,希望我能写一写。其中不缺乏喜万隆母亲这样的故事。大多数是贤妻良母的感人故事。西海固这片土地气候干旱,六盘山周围分布的五个区县都缺水,很早以来就是贫穷地区。贫穷的历史源远流长。尤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可以粗略推算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喜万隆的母亲,寡居的日子正好是那个年代末。包产到户前,也正是西海固人挨饿受穷的漫长日子。

而大舅,并没有因为自己出轨就对舅母心有歉疚,他依然会对舅母呼三喝四,颐指气使。

想到这里,说实话,我有点意兴阑珊。如果故事真是这模样,我不想写,没兴趣也没热情重新拾起荒废半年的笔。这样的妇女,实在是太普通太常见了,普通到在西海固任何一个山沟里,一抓就是一大把不敢说,但是三五个山沟里绝对能找出来一位,一点都不夸张。过去的西海固的妇女谁不是这样生活呢?尤其我的奶奶辈母亲辈那些人,一辈子面对着干枯的土地,春天种,夏天锄,秋天收,寒冬腊月守着雪窝子开始碾麦场。她们无怨无悔地承担着生活里绵绵不绝的苦难。可以说每一位西海固妇女的故事都是感人的,都值得好好书写。至于喜万隆郑重其事地找来说他母亲值得写,不写可惜,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儿子眼里对自己母亲的认识。在儿子看来,世界上还有谁能比自己的生身父母更可亲可敬呢?

我读高中的那几年,他们已经转开大排档,生意很好,请了几个人打工,大舅也俨然成了一个小老板。那几年,表弟妹们,也陆续长大了。大舅似乎也消停了一点,再没怎么传来找女人的信息。我心里特别安慰,以为大舅母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公文包里还有几本杂志。有《葫芦河》《六盘山》《朔方》,还有一本是《小说选刊》。这几本杂志里都有我的文章。我烦躁地翻着书,内心极度郁闷,这人什么意思?眼巴巴交给我这些我自己早就拥有的过期杂志,究竟是什么意思?真是莫名其妙。

出来工作的第二年,有一天,读高中的大表妹忽然在QQ空间发了一条这样的心情:“全部都知道,不要狡辩,我不会原谅你的,如果你要儿女就不要去那,我看见了,可恨!…”

463.com,从《小说选刊》里掉出一片布。一片严重泛黄的普通粗白布。白布硬硬的,只剥开一层,我就看到里面裹着一张照片。

那是2011年,我知道,大舅的旧患又犯了。

3

果然,不久就听母亲说,大舅居然在外面偷偷地另起炉灶,早就给另外一个女人买了房子,还有了一个读幼儿园的孩子。

公务员培训通知下来了,我暂时离开岗位,参加培训。

东窗事发后,大舅更是肆无忌惮,索性连家都不回了。

脱产培训,为期四十天。在办公室闷着头下苦的这些日子,一旦离开,真有种脱离苦海的感慨。培训期间的管理自然没有全日制学校那么严格,除了按时听课,课余时间可以出去玩,访友约会购物逛街都可以,不用记挂那没完没了的办公室的活儿,更不用时刻为刻板的公文拟写和讲话材料费神。这四十天我过得轻松愉快。

大舅母自然是痛心到无以复加,但她依然没有跟大舅离婚,依然是两个人夜晚就一起经营生意,白天就任由他回到二奶家去。那时他们的早已由经营大排档改行为代理啤酒,而消费啤酒的,通常是夜场,所以他们都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

培训结束回到乡政府的第二天,午饭后我刚放下碗,拿餐巾纸蹭着嘴上的油痕走出食堂,一个人忽然从门帘下冒了出来,是喜万隆。喜万隆两手插在裤袋里,浅白色夹克,牛仔裤,黑皮鞋,身材微胖。看身材和衣着,他可以算得上帅男一枚,但是一张脸破坏了生态平衡。他的胡须很浓,黑漆漆一大圈,把一张嘴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眼神倒是清澈,本来漫不经心有些随意,在撞见我的那一瞬,他忽然眼睛一亮。我赶紧低头,微微点一下,侧着身子就要离开。可是,他退开一步,不进门,站在台阶下拦住了我。

买现在住的那套房子的时候,母亲曾经要求大舅每个月至少要抽一半的时间回到大舅母这边来住。可大舅断然拒绝了,进宅当天,依然是回到了二奶处。

啥意思?我气恼地在心里喊,这人不会脑子有问题吧?郑重其事地跑来找我写你母亲,可是送来几本过期杂志,外带一块破布一张旧照片。没有一点文字材料,你让我写什么?就算你母亲不识字,至少你也得给我提供你自己少年时代的日记,让我从那旧年文字中去打捞和你母亲有关的生活细节,或你现在写点回忆性文字也好。就算你文笔不行,那也没有问题,你只要给我提供素材就是。退一步讲,你也可以给我提供你母亲之所以伟大到非写不可程度的证据,诸如荣誉证书啊报纸电视等媒体的报道啊什么的。你一个字腿儿都没有,你让我写什么?再说我真的没兴趣重操旧业,我现在是乡政府文秘,正一心一意地憧憬着能从这条路上一点点往高处走,几年后也熬个副乡长啥的当当。

母亲和阿姨一起找大舅的二奶伦理,试图说服他让大舅每个月留十五天在原来的家里。可人家二奶说的理直气壮:“他的前半辈子都已经陪了他老婆了,现在得来陪我。”

想请你一起吃个饭,有时间吗?喜万隆问,手还在兜里,两条腿一虚一实,身体的重量靠那条实腿支撑,虚立的脚跟在微微晃动。我得承认,不看那张脸的时候,他这个人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潇洒。没有时间,我赶紧摇头说,明天市上要来基层调研,我得修改座谈汇报材料。那后天呢?他看着我,目光很直。我忽然心头一跳,他的眼睛好亮,眉毛睫毛跟胡须一样,浓密得像野草,就在这黑扎扎的簇拥包裹下,一对纺锤形眼睛里闪出的光聚成两束,好像要射穿我说谎的心。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点了头。他说,那就后天吧,周六,应该没啥事。说定了,到时候我等着。

面对如此渣的丈夫,我不明白大舅母为什么一直没有跟大舅离婚。

快步回到办公室,我有点微微的悔意,这不是神使鬼差吗?我们不熟悉啊,怎么就随便答应了吃请,这,合适吗?很快,我就摇头,轻笑,给自己开解,怕什么,同事之间正常的来往嘛,也值得大惊小怪?就算抛开同事这一层,不是还有个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之间的关系嘛,不就是随便吃个饭吗?如果觉得吃人家嘴短,以后找机会回请他一次就是,反正在一个单位共事,还怕没有机会?

是因为放不下那曾经的一点点甜蜜吗?是因为觉得大舅还会回心转意吗?是因为害怕孩子缺少父爱吗?还是无法离婚后独自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柴米油盐、世俗闲言?

吃饭地点在冶家汆面馆。我们乡政府在一条巷子里,出了巷子才是正街。巷子僻静,两边都是民居,马马虎虎盖了一些门面房,生意清淡,所以大多是小商店。我们吃饭得走出巷子到正街上去。我们一前一后走着。我穿了高跟鞋。五点的街道上集市早就散了,清风裹着各种垃圾满地飞舞,行人寥落。我的高跟鞋敲击着地面,发出的声音竟然很清脆。我生来双腿有微微外八字,为了掩饰生理缺陷,只要有机会我就穿高跟鞋,然后碎步快行,竟然有几分淑女味儿。

撇开生二表妹时的出轨不言,就拿表弟出生后的出轨行为来说,从1998年到2011年整整十三年里,大舅的花边新闻就一直没有停过,你觉得他是会有良心发现,会回心转意的人吗?

路过本乡最大的清味苑饭馆,我抬头扫了眼绿色底板上的大幅白字。不去这里?过门不入,擦身而过,继续前行。有一点点的失落,像细碎的蝇子掠过空气一样在心里晃了晃。以前参加文学活动,哪次不是在大酒店就餐?最不行也是清味苑这样的中档饭馆。真有点后悔轻易答应这个邀请。政府食堂的饭不错,洋芋碎叶子面,牛肉菜蔬都不缺,挺有家常味道。自己掏腰包吃自己的,要比莫名其妙地跑出来蹭吃理直气壮得多。

害怕孩子缺乏父爱,但面对一个不断出轨,最后连家都不回的父亲,但母亲依然没有和他离婚。你觉得孩子的心灵,不会扭曲,不会痛苦吗?

喜万隆在一个小门店门口收步,为我打起了门帘子。这种长条状透明塑料帘子又厚又重,稍不小心就会扫到脸上,打得脸火辣辣地疼。谢谢。我说,进门前不忘匆匆抬头扫一眼店铺头顶的小牌子,冶家汆面馆。以前没来过,在众多大大小小的饭馆当中,似乎也没注意到它的存在。

我翻了一下2011年表妹的QQ
心情,其中有一句是:“你究竟想怎样,倒不快点做个选择,我真的好恨这样的生活!”

进了门倒是意外,虽然是小店,却拾掇得分外洁净。墙面和地板都保持着洁白,就连桌上的小筷子笼和调料盒,也显出八九分本色,不像常见的那样糊满油腻污垢。两碗汆面,一个小菜。喜万隆没有征询我的意见,随口跟一个头戴白帽的男人吩咐。郑重其事地请我吃饭,却只是一碗汆面。我觉得憋屈,再次悔不该轻易出来这一趟。屋子向阳,小窗户清明透亮,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色植物。小小环境竟然分外安静清幽。面对面相坐,悔意再次浮上心头,我真是看不透我自己,这么随便就跟一个不熟悉的人出来吃饭,我欠这一顿饭吗?还是一碗十二块钱的汆面。

前段时间看《奇葩说》第四季,其中一集的辩题是《你会做单亲妈妈吗?》

我其实不姓喜。喜万隆说。

辩手董婧说,她很小的时候,也是父母离异了,她就是单亲妈妈带大的。离异前的那段时间,父母整天在争吵不断,家里总是鸡飞狗跳的。父母离异后,她的心终于定了下来,松了一口气:“从此我终于可以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再也不用整天听父母争吵了。”

我感到意外,这才抬头看他,第一次正式和他对视。幸好有惊奇,遮掩了我眼里的羞赧。

你们害怕选择,但何尝不是把难题抛给了孩子,让他们在是与非之间纠结、被扭曲、被折磨。

我姓王,喜是我母亲娘家的姓。他边说,边扯了餐巾纸擦拭玻璃杯,动作不急不慢。小餐馆图省钱买的是劣质纸,纸片在杯口上发出吱吱的声响。我知道这种纸脆弱,擦拭几下纸片会像干透的驴粪一样,绽开丝丝缕缕的裂纹。相片里有我母亲,那是我母亲唯一留在世上的相片。

我们再来看看,处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是怎样的。

我默然,但是脑子里早就活跃起来,隐隐的好奇心之下,竟然还有一抹微妙的惊喜在雀跃。故事来了,难道要超越我预想的版本?

二表妹,性情很好,人长得也特别美,读初中的时候,还领奖学金。

那张裹在白布里的相片我已经看过,看得十分仔细,就差弄个放大镜来,考古专家挖掘文物那样仔细观察研究了。观察的结果是,那是一张普通的相片,只能算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照。这样的相片,我家里就有,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父亲和爷爷奶奶大伯父小姑姑,都留下过这种记录一家人在某一时段里生命存在状态的相片。是那种老式相机拍摄,然后将胶卷泡在水里洗出来的相片,四周有半齿轮状的剪痕。

上了高中后,不知道是因为学习压力大,家庭变故,还是因为感情上的问题,她突然开始出现幻觉,总觉得有人在她耳边说话,最后连学也上不了了。

喜万隆送来的就是这样一张黑白相片,像最初的黑白影片一样散发着古意。所以,即便在这个早就数码相机当道,胶卷在当下的年轻人听来就是传说的时代,喜万隆这张带齿轮花边的黑白相片并没有让我惊讶。相片里有喜万隆的母亲,这一点其实我也早就想到了。我昨夜甚至还借着灯台细细地寻找过,辨认过,试图从外貌和五官以及气质上寻找出和喜万隆相像的那一位。

大舅母跟大舅说这件事,可大舅却没有放在心上,一直说是表妹在装死,企图用伤害自己来挽回父亲归家的心。所以他毫不在意,依然每天回二奶家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享受着属于他和二奶一家的天伦之乐。

我没有找到答案。因为喜万隆长什么样,毫不夸张地说,我并没有看清楚。把一张年代久远的相片里的某位少女,和一个顶着一大把蓬黑胡须的大汉联系起来,我失败了。

大舅母从来就是逆来顺受,没有主见的角色,大舅都说没事了,她自然也不能怎么样。

我看喜万隆擦杯子。他不擦了,吹了吹杯子,开始倒水。茶是早泡好的,倒进杯内清澈碧绿,闻着有股茉莉花味。

等到他们意识到二表妹是真的有问题时,她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她有时认不到回来的路,有时突然大喊大叫,有时自言自语,总说有人在耳边跟她说话。

一共六个女子,都是喜家湾的,用我们今天流行的那句话来讲,她们都是我母亲少女时代的闺蜜。喜万隆说。

面对二表妹,大舅母很揪心,但面对固执而又对二表妹的病情视而不见的大舅,她又无计可施。唯有向我母亲叨叨,寻求帮助。

我没笑。有什么好笑?称谓变了,本质没变。这么说来,那另外五个姑娘是喜家姑娘一起玩耍的好姐妹。但是喜万隆微微地笑了,指头轻轻敲着桌子一角:我妈叫喜进花。

在母亲的要求和穿针引线下,大舅夫妇和母亲一起带着表妹去访过几次医。每次访医问药,都是母亲一再强硬要求,大舅才会去。而每次去的时候,大舅都很不耐烦,总说二表妹装死。有一次表妹失控,想冲下车,大舅还抡起巴掌,狠狠地甩了表妹一个耳刮子。

我淡然地听着。我知道,一个人要是想讲故事,一定会毫无隐瞒地讲出来;要是不想讲,我就是追问也没用。况且,我真的不想再碰文学了。

表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大舅母又无法放下工作去照顾她,后来唯有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作为父亲的,只当是死了这个女儿,从来没有主动问过。

我真是希望这个本姓王却随了母姓的男人喜万隆,不要绕了一圈子之后告诉我,喜进花从小双亲早逝,嫁进王家不久就坐寡,然后就是寡妇历尽艰辛拉扯培养儿子,今天儿子想通过一种叫文学的手段告诉世人,他的母亲当年怎么样树立起了一个坚强女人的形象。

双胞胎表弟,从来就天赋过人。四五岁的时候,他们哥俩就会把父亲买回来的小自行车,拆了装,装了拆。读小学的时候,晚上出去生意的父亲为了避免他们玩电脑,还故意设了密码,可后来,这次密码都不知道怎么就被他们哥俩破解了。后来电脑坏了,出了什么故障,大舅都是直接叫他们修。

我早年对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看多了,早就审美疲劳了。一种刚涨起来的情绪,迅速回落。我毫不客气地想,回请就免了,这个人的这碗面,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交往。一碗十二块钱的汆面,难道值得我巴巴地回请?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听到喜进花大义守寡、弘扬妇德的俗套桥段。

自从父亲出轨后,他们俩的性情也发生了改变。小表弟小学就考上了我们城里最好的初中,有由于家庭变故,他也无心向学,成绩剧跌,只考上了我们那里二流的高中。

面上来了。喜万隆把其中的一碗双手推到我面前。我伸手拿筷子,他抢先拿了,用餐巾纸擦,像擦杯子一样擦了几个来回,掉个头,筷子尾巴向着我,递了过来。

大表弟读了一年职中,便辍学了,到外面打工。去年他过来投奔我的时候,已经和朋友在外头流浪了十多天,睡过室外的桌球台,也躺过网吧。见我的时候,正抽着一根烟,满脸稚气,却也懒懒散散。

谢谢。我听见自己木然但不失礼貌的客气声,忽然想起从前也曾马马虎虎交往过几个男友,对方自己找来的,同学介绍的,也有我反过去主动搭讪的。好像每次吃饭,都是我在张罗着擦餐具,还真没有谁这样细心地照顾过我,心里禁不住一酸。那也算恋爱啊?勉强算是吧,马马虎虎来往几次,都无疾而终了。好像没有什么过硬的原因,也好像细细碎碎的都是跨不过去的坎儿。要是遇上像喜万隆这样照顾我的,我会不会因为受宠般感激,进而怦然心动。嗨,这都哪儿跟哪儿呀,我想偏了,就这位大叔,嘿嘿,怎么可能?我无声地摇头,把瞬间涌上的无聊赶紧驱散。

作为一个同样单身的母亲,每每想到他们,我都忍不住想:为什么大舅母没有离婚,她为什么要如此懦弱。如果她勇敢离婚的话,孩子们现在得情况,或许是另外一种局面。

你以前知道这冶家汆面吗?吃过吗?喜万隆问。我摇头,再摇头。我懒得说话,意思在两度摇头的动作里,没听过,没吃过。我们这个乡是回汉杂居,回族美食遍地都是。在著名的手抓羊羔肉、烩牛肉、蒸碗羊羔肉、油香蘸蜂蜜、清油葱花饼面前,我没有理由单单注意这家隐藏在杂乱市井最不起眼处的小面店。

可能面对离婚的母亲,他们会体谅到母亲的不容易,更加努力向上,发奋做人,闯出一片天地给他们那狠心的父亲看。可由于母亲的懦弱,把所有的纠结递给了孩子承担,而孩子也同样选择了逃避,他们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父亲——是因为父亲出轨,才导致我们今天的这种局面,哼,我要用堕落来惩罚你,让你后悔,让你痛心。

可惜了。喜万隆说。他的筷子开始在碗里搅动。他揭开一个小白瓷罐子,挖一勺子油泼辣子调进饭里,随着搅动,一片红艳艳的油辣子铺了一碗。再配上碗口的绿色香菜末,顿时有红有绿,白面皮,黑木耳,牛肉丸子,真是相映成趣,让人顿生馋意。我也是个辣椒狂,我已经隔着空气闻出来这家的油泼辣子不错,用的是纯正胡麻油,辣椒也是当年的新鲜辣椒,不然泼不出这扑鼻的香味。毕竟我们彼此不熟悉,就算再馋,姑娘家的矜持还是要保持的,我只剜了少半勺油泼辣子。

可他们的父亲正醉心于自己的幸福里,哪有时间顾及他们的成长与喜乐,无非是给点钱,略尽抚养的义务,孩子的心理健康与否,不在他的考虑范围。

汆面的全称叫生汆面。他一边吃,一边说,不再看我,甩开腮帮子往嘴里扒拉饭。话却沿着和饭菜入口完全相反的方向一句一句冒出来:为啥叫生汆面呢?是因为做饭的肉完全不炒,生肉下锅,菜也不炒,也是生下。

每当大舅被二奶赶出家门的时候,就回到原来的家住几天,可大舅母从来没有把他拒之门外。就算大舅母夜里冷风中和孩子们一起去送啤酒时目睹大舅和二奶一家其乐融融地在饭店里吃饭,她也含着泪原谅了他。

我开始吃。我管它炒不炒,反正我用不着做饭,想吃出来吃一碗就是,何苦要知道那么多。但是,我心里的好奇已经蠢蠢欲动了。这都是多年写作习惯落下的坏毛病,听到新鲜事儿就马上想听,想知道来龙去脉,因为见多识广是作家最起码的素养之一,孤陋寡闻还妄想能写出好作品?就算下了决心放弃文学,但是坏习惯难改,我还是有些认真地听着。

大舅被二奶抛弃后,又搬回了大舅母家,他向母亲表示,如果大舅母愿意的话,他可以和大舅母重修旧好。可大舅母身边,这时已经有了另外一个男人。据母亲说,那男人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家里在偏远的山村,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孩子。

选好生肉,牛羊肉都可以,瘦肉最好,洗净控干,搅碎成末,然后将生姜、葱花、花椒、味精、盐放在一起搅拌。匀称以后倒一股子清油,得是生油,再搅拌,完全搅好以后放着备用。面粉最好是高精粉,老家磨的白面也可以。盐水调面,和好后揉揉,分成剂子,扣起来让醒醒。我边听喜万隆神侃,边懒懒地喝了一口汤。我顿时惊喜,这面不错啊。

母亲是很希望大舅和大舅母破镜重圆的,说是为了孩子,也为了大舅母,毕竟也怕舅母跟了现在这个男人会吃苦。

这小半年,食堂吃腻了,或者哪天厨师有事关门,我就要在外面解决。街面上的大小饭馆几乎吃遍了,连那些凉皮店、麻辣烫馆都没放过。清味苑饭馆也进去过,那里面菜不错,就是太贵,偶尔犒劳一下自己可以,常吃不现实;面却一般般,和外面小馆子里差不了多少。想不到这冶家汆面让人眼前一亮。连着喝几口,噙住了汤汁,慢慢下咽,轻呼吸,深体味,一股清爽中裹着醇厚的美味沿着五脏六腑游走扩散。

我听了,心里不禁冷笑:她跟着你弟弟,所受的苦还少吗?

生汆面要做好,第一是肉,第二是面,面好肉好,就可以开锅下面了。水开了,把切好的菜下进去,葱头、西红柿、蒜苗、大葱。别看饭馆里只放几样菜,其实好多菜都可以放,越多越香,水翻跟头的时候把肉汆进去。喜万隆说,腮帮子随着咀嚼蠕蠕地动,腮边两道咬肌明显鼓胀起来,一抖一抖地滚。

当然,我们确实也不忍心真的看到大舅母再跟了别的渣男。可不管大舅母有没有回心转意,有一天她回到家时,又发现有别的女人,躺在了他们的床上。

我默想汆这个字,入水,可不就是直接放入水中?什么人把这样一个生僻字搬到了一碗面上,生汆面,生,汆,独特,又形象。我含笑望着喜万隆,开始认真地听。

所以,当母亲今晚说叫我不要老盼着他们离婚时,我真的忍不住跟她吵了起来。在母亲看来,大舅都选择接纳了舅母,她就应该回心转意,重归旧好,毕竟她也跟过了别的男人,舅舅都不和她计较了。

搅拌好的肉末腌制好了,不能直接倒进水里,要用三个指头捏。就这样,一抓一个疙瘩,丢进开水里,劲道要恰当,不然就散了,得让它熟了还是一个圆圆的丸子。喜万隆边说,边把筷子交到左手,右手的食指中指大拇指撮在一起,做出一个捏的姿势。

呵呵,听了这种论调,我如果忍得住不跟她争,我就是太三观不正了。

我夹起一个丸子入口,慢慢吃。清香满口,油而不腻。果然是少见的美味。一碗面上铺了十几枚丸子。我不得不暗暗赞叹,这家面馆实诚,没有偷工减料。

可母亲说:“那你就叫她(大舅母)去找几个男人,看看这个社会会怎么看她,看她会如何被别人议论。这个社会允许男人三妻四妾,但女人,你去找几个男人看看……”

肉熟了再下面,出锅后撒上香菜末子。喜万隆说,端起碗喝干了碗底里最后一口汤。

在《独立女性的光辉》中,我有提过“封建的世俗,总想竭尽所能,把女子圈在一个固定的,可以被随意支配和使唤的领域。所以封建礼教告诉你,女人要从父、从夫、从子,而从未告诉你要“从己”。一旦这种礼教约定俗成,大家便慢慢会适应,并努力去捍卫,即使是被礼教无理禁锢的一方,最后也会成为礼教忠实的捍卫者。”

好吃吗?喜万隆问我。这亲昵的口气吓了我一跳,抬头看,一对亮闪闪的眼睛近在咫尺,正在一眨不眨地望定我。一般般吧。我极力压制心头的慌乱,故意口是心非。以后常陪你来吃,可以吗?喜万隆说。我往后退缩,木椅子在屁股下发出吱嘎一声呻吟。喜万隆没有继续追进,大胡子包围着的嘴角翘起微微的笑,他喊掌柜的出来结账。

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就必须三从四德。更何况大舅一直是婚内出轨,大舅母是大舅和别人另起家室的几年后才认识别的男人,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谴责的。作为母亲,一个女人,也是被这种理教禁锢的一方,而她也的确选择了捍卫这种礼教,特别是在自己还有一个出轨女婿的情况下,这的确让我觉得愤怒而又可怕。

出了冶家汆面馆,我告辞。我不想跟喜万隆一起走回政府大院,便撒谎说自己要买点零碎东西。他要是某位领导,或者一位帅男,我倒是十分愿意陪着他进出,也乐意让大院里那些眼睛看到这一幕。至少会给人们这样的印象:这姑娘和领导啥关系?看样子不错嘛,不熟悉能一起进出?有可能是亲戚;或者,这姑娘不错嘛,能和帅哥一起出入。不管如何,都能暂时满足我虚荣的小心脏。至于这位大叔嘛,我们还是分开走为好。

善良,是绝对值得称道的美德,但毫无底线的善良,于人于己,都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大舅母当初能勇敢一点,发现大舅出轨就和她离婚,那她的下半生以及孩子的未来,或许不会去现在一样惨淡。而大舅,或许也会良心有所发现,不会置你的感受以及孩子的未来,完全于不顾。

喜万隆的手又插在裤袋里,不置可否地目送我。我都走出去好几步了,他忽然追上来说,我妈喜进花,十八岁嫁给我大。一个下雪的早晨,我大和我妈出门,走到一个没人烟的豁口,我大把刀子从背后戳进去,戳碎了我妈的内脏。

作为一个母亲,在离婚面前,我们想得最多的,往往是孩子。但在大舅和舅母的这一个故事里,我始终觉得,选择离婚,才是对孩子最大的负责。

空气骤然凝固。

有种错觉,恍然袭遍全身,分明有人将一把刀子戳进了我的后背。

初冬下午六点的街道,实在没什么景物可供观赏。风吹过,店铺、树木,偶然一个行人,冷清,萧瑟,凄凉,一切都笼罩在向晚的一种灰白混沌中。西北山区的小乡镇,冬景实在是单调至极、乏善可陈啊。

我仰头望了望天,不回头,只把声音留给身后那个人:喜进花的故事,我写。

4

乡政府办公大楼是前年盖的,不知是投入太少,还是严重偷工减料,反正给人感觉这栋四层高的楼不像楼房,而是调皮孩子玩耍时用砖块加纸板堆砌起来的。墙体严重脱落,雨水从楼顶顺管子流下,浇到墙上,将白蓝相间的涂料冲刷出一道一道伤痕,楼内转角拐弯处密布着裂开的口子。楼顶渗水,一道巨大的裂纹已经从四楼延续到三楼楼道。领导们住在楼上。大办公室和几个小办公室全部在一楼。灶房和接待上级的餐厅在平房里,计生中心、文化中心等在一栋独立二层楼上。大多数干部住在老式平房里。

喜万隆带我去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在二楼的文化中心。

沿着空寂的楼梯上去,楼道里空荡荡的。不锈钢扶手上落着厚厚的尘土,不知谁家孩子调皮的手划过,留下一道道痕迹,横七竖八的线条和圆圈,歪歪扭扭的汉字,某个人被夸张变形的头像。

在挂着乡文化中心牌子的门口,喜万隆开门。喜万隆的房里异常干净,一张床、两张老式办公桌、两把椅子、一排硬座椅、两张铁皮书柜占据了一小半面积。按照乡政府干部的习惯,那书柜后面还有地方,里面应该用砖头砌出一个小空间,堆放着乡政府分配的过冬取暖的煤炭。除了大办公室的秘书们办公地点和宿舍分开,其余干部都是一间房,上班、睡觉都在里面。冬天清闲,很多干部在家里猫着,上班的没几个人。大院里冷冷清清,这没权没钱的文化中心更冷清。

喜万隆的单人床上铺着一件磨毛绒床单,铺得很板正,好像用刷子扫了无数遍才有这效果。被子和枕头叠起来搁在床头。被套是浅绿色,枕巾是浅绿色,被子像豆腐块,枕巾苫得端端正正。我真怀疑他是拿了一把尺子量着尺寸和方位,才折叠摆放出这种效果。目光淡淡扫过,我心里暗叫惭愧。相比之下,我屋里哪像女孩子的卧室,倒是和喜万隆掉个个儿才更恰当。我们的习惯是,椅子上坐可以,床边上坐也可以。冬天冷,一般坐床边。我看了看,没敢坐,怕自己一屁股下去这方方正正一丝不苟的床上就乱了。一个大男人家的,这么细致?或者,是老婆的手笔?肯定是老婆。乡干部带老婆一起住单位过日子,不稀罕,常见。尤其刚结婚在城里买不起房子的,正好在这里凑合三五年,度过买房子还贷的过渡期。

老火就这样常住,他们老两口还带着俩孙子呢,老婆专门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不过老火家房子里真是够乱,简直没地方下脚。俩孙子像小土匪,一刻不停地折腾。老火老婆是乡下女人,邋遢惯了。大家也都看习惯了,没听到谁笑话过老火。有时候心里烦乱,想跟别人说说话,我会去找老火老婆闲聊。

再看喜万隆的屋里,地面上的白瓷砖,说一尘不染丝毫不夸张。四面墙上除了挂着副挂历,没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一个铁皮脸盆架上,一个香皂盒子干净得闪光,两块毛巾一高一低分别搭在架子上。那毛巾分明是旧的,却很干净,洗得发白。按照正常习惯,应该是一块面巾,一块用来擦脚。连擦脚布都这么干净,这两口子该有多爱干净啊。我偷偷吸气,看这干净又整齐的程度,他们应该还没有孩子,或者孩子留在别处,没带到这儿来。连连暗叫三声惭愧之后,我被床单上的图案吸引。大片浅淡的绿色草地上,一对圆嘟嘟的熊猫抱在一起做嬉戏状,两个小家伙都憨态可掬,尤其经过卡通风格夸张处理,脑袋比身子大了两倍,越发显得胖乎乎肉嘟嘟的可爱。一个大男人家,还身为主任,竟然铺这样一件明显是孩子才喜爱的卡通图案的床单,是不是有点好笑?我瞅着一对笑眯眯的熊猫笑一笑。

通过铁皮柜子的玻璃可以看到,里面全是和文化工作有关的读本。这应该是能够显示他本职工作的一些东西。站在床边位置,我才看到铁柜后面,藏着一张木柜。喜万隆从床尾过去,打开木柜,慢慢地拉开柜门。

满满一柜子书。我简直看呆了。真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书。柜子有一个半人高,分上下两层,下层从《葫芦河》《六盘山》到《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全是文学期刊。让我惊讶的是,它们都按照时间顺序,一本一本摆放在一起。上层是图书,左边是世界名著,右边是中国书籍,包括《二十四史》《本草纲目》。在《本草纲目》旁边,整整齐齐码放着几十本书,不是某些干部用来装点门面的理论书籍,而是清一色的连环画。这些连环画分里外两层,一本挨一本,书脊向外摆了两层。有《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红旗谱》《青春之歌》《渔光曲》《封神演义》《聊斋志异》《朱元璋演义》等。还有四大名著的连环画,一本不缺。譬如《红楼梦》,按照《乱判葫芦案》《熙凤弄权》《黛玉葬花》《查抄贾府》《宝玉出走》等顺序摆放。我尤其注意到《宝黛初会》,正是我小时候看过的版本,人物描画逼真,笔法细致,每一个人物的面容都饱满圆润可爱。《宝黛初会》是我少年时候最喜爱的一本连环画,可惜的是后来丢了。为此我还哭过鼻子,后来每每想起,都觉得遗憾无比。很想再买一套收藏,却不知道哪里有卖。

我心里的羡慕咕嘟嘟地往上翻涌,爱书的毛病又犯了。我真想马上借回去重新看一遍,重温一遍小时候的阅读快感。从这精心摆放的架势看,喜万隆对这些连环画很看重,所以我悄悄压下心里的欲望,没敢贸然开口,只是在柜前浏览。我把所有的书目浏览了一遍,有些我读过,有的我甚至都没有见过。我们都不说话。我有点疲惫。我心里一片平静。这世上,有人把书装进脑子里,有人把书摆在案头枕边。有人读书为了提高修养,淡泊明志;有人攒书为了装点门面,拿来唬人。喜万隆是什么意思,给我看这么多书,是想说明什么,表明他学识渊博?难道这么多书他都读过,汲取过其中的养分?

我无声地冷笑。

我母亲是左边第二个,右边的辫子从背后拿过来,搭在肩头,右手轻轻捏着辫子梢儿的那个就是。喜万隆忽然说,同时缓缓合上书柜门。这种单位早年配置的老式书柜,我只在大学图书馆存放古籍的一个角落看到过。那些古籍都是从右翻页,竖排版,纸页泛黄,字体坚硬繁琐,清一色繁体字。我也只是当古物而好奇地看看,没兴致借阅那天书一样的老书。老书们就蹲在这种老书柜里,静静地沉默。

想不到喜万隆这里还存着一个老柜子。幸好这种纯实木柜子十分结实,不然这么多书,不把柜子压垮才怪。他的手停在柜门左右两侧的两片半荷叶状黄铜拉手上,似乎在犹豫。

我在脑子里快速搜寻画面。那张泛黄的相片呈现眼前:六个女子,从左往右数,第二个。这左边第二个女子就是喜万隆的母亲。她应该是圆脸还是长脸形,刘海偏左还是偏右,露出白白的牙齿微笑还是抿嘴而笑?至于辫子嘛,六个女子都是长辫子,都是双辫子,这是那个时代西海固乡村女子的普遍打扮。至于这左边第二个女子是不是把右边的辫子抓在手里,我还真是记不清了。

为了从中找出喜进花,我曾经对相片苦苦观察过,一个一个地看。她们都十六七岁的样子,花样年华,都在笑,一个个都很高兴。我敢肯定那是她们从心底里流露的笑,是真正的喜悦,不像现在的孩子,动辄苦着一张脸,好像有无尽的烦恼。她们六个女子并排站立,只照了上半身。可能是照相师傅的技术有限,那半身照截取的比例严重不合适,从她们的大腿部位截取,去掉了下半身。虽然是半身照,但是所有人的裤子都能看到,是那个时代的粗布裤子,款式又宽又大。我反复观察后,锁定最右边一个女子是自己要找的。我昨夜还对着灯光细看过这女子的五官。想不到是左边第二个女子。说实话,现在我想不起左边第二个女子的具体面目,似乎她在笑,五官的轮廓就在眼前,却就是无法放大拉近了细看,更无法和喜万隆的五官神态一一契合。

我淡淡地笑:很漂亮啊,你妈年轻的时候。

这话肯定不会错,因为相片里六个女子的长相都差不多,用我们这个年代的审美标准来说,其实算不上漂亮,甚至土里土气。从发式到衣着,到站立的姿势,到面对镜头的姿态,都和那个年代惊人地契合,带着天真,透着浓浓的朴素,还有点傻里傻气。

喜万隆没接我的话茬。我也默然,我知道自己这马屁拍得实在是有些拙劣。喜万隆的手在黄铜荷叶上滞留片刻,轻轻拉开了柜门。他难道要主动借我那套《红楼梦》一看?但是,他从古书中间抽出一本。拿出来后,我才发现不是古书,是一个本子。本子很厚,却轻,似乎是早些年的纸张经过时间的过滤,把其中的水分榨干了。米黄色皮革封面,印着毛主席头像和一行字:为人民服务。

我接过本子,同时抬头看喜万隆,骤然撞上了一张新鲜逼真的男子脸。我的心忽然乱跳起来,不留意间,我们竟然离得这么近。近到我看到了他脸上细密的汗毛、浓黑的胡须包裹着的嘴,嘴唇竟然饱满鲜红。

你坐下看。喜万隆说,转身去倒水。

幸好喜万隆没有注意到我这一刻的窘迫。死妮子,你干什么啊?我悄悄骂自己,人家早就有家有室,是已婚男人。小女子就是春心萌动,也不能对着这么一个胡子拉碴的大汉胡思乱想,想作死还是咋的?不作死就不得死,苏郁玲你清醒点。半池刚刚漾起波澜的春水,被我恶狠狠地溺毙在萌芽状态。

是一个笔记本。我小心翼翼地翻开。首页,空白。第二页,有时间和姓名:1989年1月23日。老历腊月十六日。喜万隆。字体规整,一笔一画,透着认真,但也能看出一丝力道上的欠缺和稚嫩。

1989年?喜万隆如果真是1976年生人,那么1989年的时候,他应该是十三岁。十三岁。按照那时候乡村孩子入学年纪稍迟一点计算的话,十三岁的少年应该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五年级或者六年级,是到了能独自写日记,并且把日记保存起来的年纪了。我明白了,这应该是喜万隆的日记。之所以给我看这本日记,应该从这一时段开始,喜万隆知道母亲喜进花的故事了。他将在这本日记里,讲述一个少年心中对母亲的感知和记忆。

十三岁的少年,将写下什么样的文字?

我承认,这一刻我的心忽然很激动。一种将要揭开别人隐藏许久的秘密的那种心理,有点光明正大,却也不得不坦诚地承认,还有点窥探的窃喜。

日记的第三页,没有字,有一张画像。铅笔画,画面有些模糊。画在右边的纸上,左边的页面上也印着一个淡淡的铅痕面影。不用说,这是因为年代久远,铅痕脱落浸染的结果。画面上的一个女子,梳着一对辫子,麻花状的辫子,一根藏在脑后,一根越过肩膀,搭在前面。如果身体开始发育的话,这跟辫子应该就落在如花苞般微微鼓起的少女乳房之上。右手抓着辫子,目光望着前方,微微含笑。虽然面容模糊,但是那笑容真切饱满。

我心头怦然一动:这,不正是喜万隆刚才说的相片上左边第二个女子吗?喜进花。

十三岁的少年喜万隆,把母亲喜进花画在了自己日记本的扉页。这说明了什么?表达着什么?还需要多问吗?

喜万隆双手捧着一杯水,他没有用待客常用的一次性纸杯,水盛在一个卡通图案的敞口白瓷杯里,水面徐徐冒着热气。一张脸被水汽隔开,定定望着我。我想说点什么,嗓子里涩涩的,找不到合适的话。我竟然觉得手有千斤重,慢慢地翻到了日记本的第四页。

意外的是,日记本第四页也不是文字,同样是一幅画。铅笔画。画中是一位女子,麻花双辫,右边辫子压着花苞般发育的少女乳房。女子面带微笑,笑容深情,笑容恒久,似乎在注视着眼前的人。这一幅画要比前一幅画清晰,笔法也娴熟,但差异也只是一点点。看得出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手笔,而且不是经过培训班学画练习,只是一个乡村孩子独自在那里所做的笨拙至极的描摹。

下面应该是文字部分了。我翻动纸页,硬硬的乳黄色纸张在指尖凝滞。我注意到这种20世纪80年代印制的笔记本,每一页右下角的乳黄色纸上的淡绿色横线末尾,印有一朵小小的花。五个花瓣,梅花还是桃花杏花?都不像,都相似。淡雅,温馨。无声的点缀,使一张纸平添了一份生命存在的气息。目光久久在页尾踟蹰,我不知道在担忧什么,忽然觉得心在膨胀,火辣辣地,湿漉漉地,眼眶发紧酸涩,双手酸困。十三岁的少年,把什么样的沉重和伤痛用画作定格其中。三十多年后的汉子,又把什么样的难忘和心思捧给了我?心间有微微的懊悔,也许,我就不该答应。

一个洁白的影子,鸽子一样滑落,一片水花裹着热气四散。我听不到白瓷碎落在瓷砖地上的脆响,只感到心如失控的鼓点一样狂乱擂响。

喜万隆将我紧紧揽进怀里,我的上半身贴着他的胸膛。他的手劲真大,似乎要把我一直按进他的胸膛深处。可是他的胸怀怎么就这么宽阔深广呢,像一片茫茫的海。我像一叶孤舟,在海面上行走。我挣扎啊挣扎,用力啊用力,可就是走不到尽头。我想就这样沉落下去吧,一直沉落,永远都不要到达尽头。

日记本落在床上。杯子碎在地上。门是敞开的,窗户也亮着。我很怕,怕有人此刻路过门口看见这一幕。可我又盼望时间能够定格,将这一刻无限拉长,让这样的拥抱恒久。迷迷糊糊中,我觉得自己在做梦。

5

老火老婆在门口拣韭菜,门帘打起半边,她能看到外面的院子。院子里的人,也能看到她的半个身子。

办公室没活儿。我心烦,凑过去给老火老婆帮忙。两个人坐在小马扎上,一边闲聊,一边信手择着一根一根碧绿的韭菜。她拣得一心一意,我却心不在焉,抓一根韭菜,连叶带秆拆分,分解成一把零碎,再抓第二根。

老火在套间里。电视声音很大,动画片正演得如火如荼。不见两个孙子捣蛋,是被动画片吸引住了。大白天的,套间里亮着灯。炉子在里面,外面只有一个俗称扯炉子的通炕。这种炕,炉盘和炕连在一起,外面烧火做饭,烟火窜进炕肚子,既做饭又能取暖,是早年流行的一种取暖方式,节省煤炭。也有弊端,排风不利的时候,容易打倒烟,煤烟中毒率比炉子高得多,打死人不稀罕,所以现在这种炕大多淘汰了。

我知道老火家这炕炉子是个摆设,根本没烧炭。炕上铺的是双人电褥子,炉盘里卧着一盘几千瓦的大电炉子,平时盖上炉盖子,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这事在大院里不是秘密,大家当笑话传播。说是曾经有人想不通,为何老火屋里那么暖,寒冬腊月敢穿线衣,还时不时打起门帘子通风。有人无意中掀开炕炉子,才揭开了秘密。反正是公家的电,干部免费用,乡政府统一买单,老火两口子占这个便宜毫不手软。

老火老婆脱了外衣,只穿毛衣。我穿着羽绒服,一会儿就冒汗了。我透过套间门望那个躺在沙发上的头顶谢了一片的老火。老火好色,据说年轻时没少祸害乡村妇女,就连灶上的厨师也和他有一腿。初次听到这个好像半公开的秘闻,我和小姚小闪笑成一片。因为老火和谁好我们都信,和厨师好,打死我们都不信。厨师的相貌如何可以忽略不计,只是那臃肿的身材,不知道男人看了怎么想,反正我心里发潮。那胸脯、肚子和屁股,真是只有多年的乡政府灶房才有能力供养得起。

我偷偷看老火老婆,闲闲地散漫地想,她知道自己男人的风流行径吗?为此闹过吗?伤心过吗?老火的风流对象不仅仅是厨师,早些年收缴公粮,搞计划生育,他只要下乡进村,就会闹出点和风流寡妇搭界的花边新闻。据说老火一半的工资,为相好的买了脂粉。上次我们下乡,大家在车里开玩笑说,所谓的村村都有丈母娘,用在老火身上最形象。现在的老火已经洗心革面了,还是依旧偷腥?这个农村妇女,当初嫁给端着一碗公家饭的老火,是幸运还是不幸?从她现在的衣着看,她还保持着农村妇女的本色。从她一双粗大糙肿的手看,也是吃了不少苦。看脸上可以想象,她年轻的时候也就是最普通的长相吧。陪着老火走到五十多岁,她走得艰辛吗?

上次的雪在对面的花园里还有残留,有人把雪扫起来堆在松柏树下,如今还没完全消融。一个人影在远处走过,雪青色羽绒服,牛仔裤,脚步轻捷,背影熟悉。我忽然心头撞鹿。同时恍然明白,为什么这几天我干啥都提不起神,老是思想抛锚,心里莫名失落,好像把什么丢了。神经紧紧绷着,我总是担忧有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要发生,但分明又在暗暗盼望着真能发生点什么。看到他,我就知道自己这般纠结究竟是为了什么。

闲闲地把一根韭菜撕扯,撕成几段,还不停,直到扯得更碎。寒冬韭菜贵,老火老婆看了肯定心疼。我不管这一茬。我懒懒地装作无意地,提到了喜万隆。

小喜啊?老火老婆笑了,笑容欢实,但也有点清淡地说,小喜那娃么,说起来是个好娃。她忽然看了我一眼。我心头一惊,赶紧低头,装出啥都不懂的嘴脸。好像我是路人甲,老火老婆说的这个人是路人乙,我们没什么关系,我只是无聊闲谈时无意中扯到了他。老火老婆将目光移开。凭感觉,我知道她没有起疑。老火两口子都是老陕,说话腔口硬,给我的感觉是说家常也在吵架。但从这淡淡的口气里,我也捕捉到了一丝欢喜。说到喜万隆的时候,老火老婆是欢喜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喜万隆这人不错。

老火老婆话不多,但是爱憎分明,这些日子的交往,我已经知道这个女人的脾气。她说好的人,那肯定就是好,至少脾气和顺,为人正派,怎么都能划拨到好人一边;她撇嘴角的人,那肯定是色鬼赌棍,或者地痞流氓,或者人里的油子,借钱不还,贪图便宜,还常干别的坏事。

娃是可怜娃,老火老婆主动说,没妈么,碎碎的就成了孤儿,是他外na抓大的。唉,这娃也算是争气,考上大学咧,今儿个也有咧工作。可是你不知道,这娃心思不好……

我呆呆地听着。一捆韭菜快要拣完了。那些拣过的韭菜摊在眼前,像一池碧水,在我眼前晃荡。老陕方言里的外na,这个na字我不知道怎么写,听音是四声,发声干脆凌厉,应该是外祖母吧。喜万隆说过,他是在外奶奶家长大的。可是,心思不好,又是什么意思?

喜万隆的话在耳边徐徐道来:我没有见过父母,在我五岁之前,我不知道人活在世上是有父母的,我一直以为我就是外奶奶生出来的。有一回,我和舅家的娃娃耍,我们打架了。比我大两岁的姑舅哥,指着我的鼻尖说我是野娃娃,叫我滚回自己家去。我哪里肯信,哭着去问外奶奶。她老人家搂着我,告诉我不要听别人满嘴胡说,我是她生出来的,她的家就是我的家。但是,你知道吗?有些事情很奇怪。如果说五岁之前的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黑屋子里,我不知道外面有光亮,我把黑暗当作世界的全部,我也就从不想去看外面的光亮。可那次事件像有人把窗户推开了一道缝儿,光透进来了,我的眼睛看到了光。我怎么还能继续安心在黑暗里待着呢?我开始想方设法找窗子找门,我渴望找到光亮,我想弄清真相。你知道吗?半年之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当时我听到我们的呼吸声在窒息一般的空间里一起一落地回旋。我们抱在一起。我的耳朵贴在他左边胸口,我听到一颗男人的心脏在跳荡,一起一落,有力,惊险,激荡人心,充满诱惑,像巨大的瀑布在万丈悬崖上倾泻而下,冲撞着无比巨大的石头。有一种渴望,我不敢流露,但是在心间真实地膨胀。我想一件件脱光自己的衣衫,跳进这漫天瀑布,让万丈白练携裹我,席卷我,吞没我,撕扯我,粉碎我。我渴望赤裸裸地在这其中沉落,沉落。我渴望一直沉落下去,哪怕就这样坠入万丈深渊,就这样粉身碎骨,我也愿意。那一刻我觉得十分心疼他。十三岁开始为母亲画像的少年,五岁明白了人世的真相,那是怎样的打击和隐痛。他独自怎样面对这残酷的真相?又怎样在漫长的成长岁月里,消化这恒久的磨难和孤独?

我抬头望门外高处的天空,痴痴发呆。我回味那一刻我们抱在一起的余味,似乎有余温还残留在心口。现在他在别人嘴里被描述。这一刻,我像五岁的男孩一样,也惧怕着真相。

老火老婆拣完最后一束韭菜,长出一口气。她不急于淘洗韭菜。她硕大的屁股压得马扎变了形。老火老婆说,娃是个好娃。她忽然有些愤愤地说,不吃烟,不喝酒,不耍钱,不胡日鬼捣棒槌,就是心思不好!

我一脸的淡定。我的心却高高地悬起。

吃不吃烟,喝不喝酒,耍不耍钱,是这里的回族衡量一个男人好与坏的基本标准。烟酒是不允许的;耍钱,就是赌博,赌博败家,古来不是好事。至于胡日鬼捣棒槌,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包括了方方面面,也可以用在某一件事情上。反正胡日鬼捣棒槌的人和事,肯定不是好人和好事。

老火老婆嘴里的喜万隆,居然样样不沾,这么看来,似乎是完美的人。可是心思不好,究竟何解?心思不好,我反复琢磨这用词。什么意思,似乎有点用词不当,也不好理解。可是从老火老婆嘴里冒出来,浓郁的老陕口音,却又让这用词具备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似乎这样用词是正确恰当的。是不是指婚姻?既然本人品性没问题,那么能让别人提起来感叹惋惜的,就只有婚姻大事了。他老婆没工作?是母老虎?不能生育?或者,正在闹离婚?

我眼前显出那间办公室,那张单人床,那纤尘不染的四壁和地面,那一尘不染的床铺,那豆腐块一样的被子。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女人勤快又干净,是持家的高手。可是,这一切和我有关系吗?一毛钱的关系都扯不上。我何苦给自己找不自在。他,包括他的记忆和忧伤,自有他生命里的女人去分担,我何苦一头扎进去?难道我能挽救一个人的苦难?真是自不量力。只是一瞬间,我的心情一落千丈,糟糕至极。我真是糊涂,明知道结果,却还是放任了自己。这么下去,我只会把自己给毁了。心头有微微的悲凉,就算那一刻近到互相听到了心跳,但是我半句都没有多问,他个人的情况,包括年纪、家庭、婚姻和子女。

我站起身准备走。老火老婆还沉浸在自己的感慨里:我看着娃挺好么,是个好娃么,咋就是说不上媳妇呢?这一耽搁,就四十岁过咧。老火老婆的语气忽然温和起来:你不知道,我见他的时节,他还是个小伙子。大家都争着抢着给他说媳妇,说一个不成,说一个不成。说了那么多,就是一个都不成。

我不走了,怔怔地看着老火老婆。

唉,说到底,怪娃自个,也怪他命不好。他家里那个情况,把娃害咧么!老火老婆抖着韭菜说,那样家庭出来的娃,说到底,和别人家不一样。老火老婆一个劲地摇头。

老火忽然出来,到门口一扬脖子,一口浓痰欢快地飞射出去。我看到花园里残留的雪,顿时脏了一坨。你们在说小喜啊?这时,众所周知的老色鬼老火插嘴了,笑眯眯地说,要我说啊,这个怂脑子有病哩,多攒劲的女子他最后都看不上,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好,总是能挑出毛病。要我说嘛,就是皇宫里的娘娘,也不是十全十美!老火说完,进屋去了。

这老怂,胡吣哩!老火老婆说,不过话说回来,理端着哩。女人么,能过日子能生娃,就成,不知道他要个咋样的!

我笑着告辞,心里思谋那个怂字,这里的人口头常用的一个字,骂人的时候用,开玩笑的时候说,甚至有时候大人喊自家娃娃的时候也随口就来,带着溺爱。怂人,怂娃,老怂,碎怂,灵活搭配。老火说喜万隆是怂娃,他老婆又随口骂他老怂,常听他张口喊孙子碎怂。哈哈,这生动、有趣、形象且富有创造力的方言词汇,真是饱饱地蕴含了民间智慧。

我碎步走在回去的路上,高跟靴子在乡政府红砖地上发出清脆的咯噔声。迎面的风清爽凛冽,好清新啊,深深呼吸,感觉堵在胸口的一团雾瞬间散光了。我觉得老火老婆很好很好,真是个好女人好大嫂啊。喜万隆竟然把自己耽搁到了四十岁,你可真是啊,那么多女子你竟然没谈成,是人家看不上你,还是你看不上人家?你究竟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啊?

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哪首歌里这么唱来着,歌词有点意思啊。

6

冶家汆面馆,成为我们约会的据点。

每次都很简单,两碗生汆面、一小碟腌酸菜。现在我已经知道这小菜不要钱,是免费送的。面端上来,喜万隆挖一勺子油泼辣子,我也挖一勺子。我渐渐没了最初的矜持。喜万隆会伸筷子把我碗里的辣椒夹掉一些,说是女孩子家,吃那么多辣子干啥?刺激肠胃,会落下胃病的,对皮肤也不好。喜万隆的语气看似严厉,但我知道那严厉下面掩盖着一种呵护。我再伸筷子从他碗里夹那疙瘩辣椒,夹散了,但我嘴上不饶:难道你就不怕辣出病?

他咧嘴一笑,再剜一些辣椒大口地吃,辣得吸溜吸溜的,却眉眼里全是笑。看得出,他是真心喜欢辣椒。

我心里有点小郁闷,怪不得我们会好上,仅仅是吃辣椒这一项,就是最大的共同爱好。难道不是这样吗?辣椒和最平凡普通的一日三餐紧密相连,顿顿头对头地吃辣椒,闻着彼此身体里的辣椒味,还有什么理由抗拒和反感呢?说实话,我的依赖感越来越强烈。我三十岁之前一直活得像个特立独行不需要人照顾的女汉子,现在我喜欢每顿饭前打一个电话,在电话里娇滴滴地说,喂,万隆,我们去哪儿吃?喜万隆很配合,朗声回答:汆面吧,上午吃的食堂,下午我们吃汆面。

我们的交往从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到逐步公开并肩出门吃饭,然后一起沿着小街散步;溜达完了,又并肩返回。有一次风大,我穿得单薄,风一过,身子像落叶一样随风摆。喜万隆很自然地挽起我的胳膊,紧紧地夹在他臂膀下。厚重的身子替我当着风寒,一路把我护送回宿舍。巧不巧?老火老婆开门泼水,瞅见了我们风中大鸟护小鸟,身子紧紧偎依的一幕。

夜里,我借着灯光看那张相片。左边第二个女子,喜进花,不管我什么时候拿起来看,她都和她的同伴们笑脸相迎,目光清澈地看着我。喜进花因为微笑,眉梢、眼角和嘴角都呈现微微上翘的姿态。

百无聊赖,我在喜进花脸上寻找喜万隆的影子。我已经看清了喜万隆的长相,国字脸,浓眉大眼,高鼻子,小嘴,嘴唇鲜红。刚才分别的时候,我们拥抱了一下。我试探着摸了摸那胡子,胡子微带卷曲,像一大把乱蓬蓬的蒿草,营造了一片葱茏景象,把下巴嘴唇都给包裹起来了。近距离打量,他真的不老,长相和四十岁的年龄是相符的。初次见面给人五十岁大叔的错觉,都是这把大胡子惹的祸。为什么不刮掉?我没问。我知道有些事不能急,也没有急的必要,假以时日,彼此什么秘密都不再是秘密,还是慢慢来吧。我知道急吼吼刨根问底的女人不可爱,再说我们只是在谈,有些东西还在培养阶段。我们不是谁的谁,我不想做那样没水平的事。

我知道自己纠结的不是区区一把胡子,是老火两口子的那番话。那老两口真是老得不可爱,给人老奸巨猾的感觉,说话不通透,含含糊糊,说一半留一半,还不如不说呢。可偏偏是那些欲言又止的半截话,在我心里生了根。起草文件的时候,给领导送会议通知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和喜万隆肩并肩走路的时候,面对喜进花相片的时候,我都一不小心就走神,陷入一种怪异状态,心思虚虚的,飘得很远,担忧,烦躁。

喜万隆,他四十岁之前没少处对象,听那意思,一个接一个谈,可为什么最后一个都没成?诚如老火所说,是他看不上人家?一个看不上,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呢?不是一个一个走马灯一样换嘛,难道都看不上?是因为长相,因为品行,还是因为别的?难道十个里面就没有一个长相漂亮的?就没有一个擅长针线茶饭的?就没有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喜万隆是1976年出生的,参加工作就开始说媳妇,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据我所知,那个年月的女孩子还没有被社会娇惯出贪财贪色贪吃贪喝好穿好戴追求精致享受的坏毛病,基本保持着吃苦耐劳朴素无华的品质。就算是念过书有工作的女性,也要比现在的女子务实得多。被介绍给喜万隆的女子,应该各方面的都有,包括有工作的,没工作的。按老火老婆的说法,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喜万隆,长相说得过去,就算从如今四十岁了还残留的风度看,当时二十郎当岁的他应该算得上风度翩翩,又没有吃喝嫖赌的恶习。那么,他在女子那里不抢手,似乎说不过去。如此说来,难道真的是他太挑了,看不上身边的女子,看不上乡政府大院的同事们介绍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女儿侄女侄孙女外甥女等等,也没看上同学和同学的同学的同学。他谁都没看上,一晃荡奔四了,把自己硬生生地给耽搁了。如果真是这样,我倒欣慰,甚至有点小得意。我竟然从一开始就隐隐地盼望,是喜万隆没看上她们,那么多或丑或美或高或矮的适龄姑娘,他一个都没看上。他就是这么超尘脱俗、与众不同。他视众女子如尘土。要是反过来说,是别人一个个都没看上他,我难以接受。我宁可他是个花言巧语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也不希望他是个所有女人都看不上的老实疙瘩。这是什么样奇怪的心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眼前的喜万隆,看上去还算靠谱,至少要比我大学期间相处的男孩子都靠谱,比我做教师的时候找我的一个娘娘腔也让我觉得坦荡。既然是过去式,为什么不能潇洒地摇摇头就过去?可是我还是在意的。在意什么?想求证什么?想知道什么真相?我说不清楚。不明确,不明朗,混沌,迷惑。所以我纠结,所以我挣扎。

我伸手摸索,那个年代的相片,没有经过压塑处理,放置时间长了,品相已经不再完好,下边沿有细碎的裂痕。画面是常见的西海固山区初夏风光,因为在这四季分明的地方,只有夏季苜蓿才能长半人高,并开出满山满洼的花儿。一面山坡,向着远处延伸,分割出一片片梯田,田里种着苜蓿。她们的下半身被截取在镜头之外,但是裤子四周环绕着点点片片绿意,细碎的紫花挑在绿叶绿枝之上。花儿甘愿陪衬,环拱着六个妙龄女子。因为这份心甘情愿的陪衬,那一年的那一茬苜蓿,就这样永远留在了一张相片里。要不是这样,我又怎能知道我尚未来到人间的某一年,苜蓿曾经这样深情地碧绿过。

我用自己的想象,一遍遍给这黑白画面上色。

母亲打来电话,嘘寒问暖一番后,叹一口气,出现了短暂的停顿。知母莫若女,都这些年了,我还能不知道她老人家的心思?这一次没等母亲开口,我抢在前面告诉她,我有对象了,开始谈了。我能感到母亲是怎样的惊喜交加,连手机里传过来的电磁波都在颤抖。母亲马上抛出了一串连环问题:真的有了?谁?叫啥名字?哪里人?有工作吗?长得咋样?脾气咋样?多大了?家里都啥人?母亲是农村妇女,我家一直靠种田过活。母亲还保留着一个农村妇女择婿的标准,一部分是为女儿考虑,毕竟是要一辈子在一起的人,不敢马虎;一部分是为大家考虑,男方的家世如何,牵扯到以后父母常来常往走亲家的事情,所以也在意这一点。母亲没有问这女婿存款多少?有房子吗?有车吗?家在县城吗?在母亲朴素的见识里,只要这个男人愿意和自己的女儿结婚,愿意把这个让母亲发愁的大龄女儿变成一个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的女人就行。听母亲激动的声音,她真是恨不得给这个独具慧眼的好男人深深鞠躬,说一个赛俩目以表谢意。

我没像平时那样,说起婚姻大事就马上要挂电话逃避。我说,妈,他人很好,还是个小领导。要不我带回家给你看看?母亲欢喜得感赞了一声,就没声音了。我猜想她老人家一定是喜极而泣,抱着电话抹眼泪去了。我说,妈,妈,说好了,这周末我给你把人领回去。母亲估计是擦了一把老泪,说,女子啊,抓紧点,今年冬天就把婚结了。我说,妈你放心,这回牢靠,跑不了。

挂了电话,我看相片里的喜进花。喜进花一直看着我,微笑的目光似乎含着一种深意。我愣愣地盯着她看,慢慢地感觉这少女的面容在一点点扩张、涣散、漂移、游离,最后满脸皱纹,头发雪白,腰身也出现了佝偻。喜进花看着我笑,似乎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喜万隆,真的牢靠吗?真的跑不了吗?真的是我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吗?谁能告诉我一个明确的答案?为了让母亲高兴,我竟然头脑一热就脱口说出了结婚这样的大事,可谁能知道,这是我的一厢情愿呢?喜万隆真的愿意和我谈婚论嫁吗?那么多女子都没看上,会看上我?凭什么?因为四十岁大龄狗急跳墙,还是遇上了真心喜欢的?我会是他的真爱?我对着镜子看自己。镜子里显出一张凄然苦笑的脸。

女人活在这世上啊,不管身为工人干部富二代官二代文青还是教师公务员甚至明星,不管你品貌如何出众赛过貂蝉昭君,都不能把自己耽搁到朱颜黯然、嫩草泛黄,越往后越没市场,真的比被挑剩的残次品还掉价。嫁了吧,无论如何,逮住喜万隆这棵树先把绳子挂上去再说,不找这棵树,还能找哪棵树去?我都已经过三十岁了,真不敢指望有三十岁以下的男人在等着我,成就花好月圆的美事。

我终究没勇气跟喜万隆说出带他回娘家见亲人的想法,小九九盘算了几十个来回,越盘算越没底气。我知道自己战胜不了心底最后残留的那点自尊。我近乎固执地认为,这种事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先由一个女孩挑破了提出。我提出来,让人家怎么看我,迫不及待了是不是?都自己跳出来赤膊上阵了是不是?我抹不开这层脸皮啊。

母亲等不见准女婿上门,干脆自己找来了。村里有人开农用车来街市上磨面赶集,母亲不顾远路颠簸,一路扒拉着农用车风尘仆仆地来了。

很巧,母亲找到我宿舍,喜万隆也在。

喜万隆的表现很出乎我意料,也让我说不出的感动。他毫不生疏,也不拿捏。他看出我们是母女。他见了我母亲的面就说赛俩目,张嘴就喊姨娘,喊得很顺,毫无生疏感。可第一眼的时候,我母亲肯定被准女婿那圈汹涌的胡须吓了一跳,也可能把他当成了五十岁的大叔,但是她老人家毕竟是生活的风雨里的过来人,眼睛雪亮,很快接受了喜万隆这个人,包括他那与年龄不相称的黑胡圈。

母亲乐呵呵地走了。我想,同一天当中,两件让我头疼的大事得以顺利解决,大半归功于喜万隆。首先,当着母亲的面,他明确表态了,他要娶我,我们很快就结婚;其次,母亲之所以那么愉快地接受了比我大八岁的老青年,都是喜万隆表现得好,一口一个姨娘,端茶倒水嘘寒问暖,那份殷勤和诚实劲儿,连我这个亲女儿都嫉妒。

夜里,我慢慢看那本1989年的日记本。不是我预想的日记本,里面一个字都没有,一张一张全是画,铅笔画,画的是同一个人,同一张面孔,同一个姿势,同样的发型和衣着。每一张米黄色纸页上,画着一个喜进花。为什么不写上时间呢?我深感遗憾。我问过喜万隆。

写上时间,我就能够依据不同的时间,推断喜万隆作画时的年龄,然后根据年龄推断他当时的内心状态。孩提时烂漫无知。少年时略懂忧伤。青春期孤独和叛逆。大学以及大学以后逐步趋于开朗。每个人活在世上,大致都要经历这样的生理和心理历程。喜万隆的回答模棱两可,只是点了点头,允许我可以把本子带回去慢慢看,但是不能给别人看,也不要弄丢了。

我数了数,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一共画了四十九个喜进花。我看着末尾那一张,看得出最后还有一张,只是被撕掉了。是空白页才撕掉,还是画了后撕掉的?如果画了,是不满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才撕掉的?我怔怔地看一会儿,又觉得纠缠于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实际意义。我又一张一张看画。每一个喜进花的母本都是那张相片中的喜进花。从第一个到第四十九个,全部都是。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好冷。我抬头看外面,夜色浓黑。乡政府院里夜宿的人不多,幸好我斜对面是老火两口子,前面是厨师。老火家的电视还在演,声音一阵一阵透进窗户。

我拨喜万隆的电话,拿着电话的手在颤抖,我不知道自己要跟这个人说什么,这么夜深了找他什么事。电话嘟嘟嘟地响着,像一颗失落的心,在寂寞地跳动。我后悔打这个电话。从交往到现在,我们没在彼此的房间留宿过。说实话,不是我多么坚守自己这具身子,而是他从来都没有提出过这类要求。他像个迂腐的古代书生,不管我们夜谈到多晚,他最后都起身告辞,彬彬有礼,丝毫没有唐突的意思。这一刻我忽然有点恨,恨他。为什么恨,我不知道,也不愿细细去想。恨就是恨,说不清道不明,根本没道理可讲。

我感觉喜进花的面孔搬到日记本里,用铅笔一笔一画勾勒呈现出来,刚开始是模糊的,渐渐地明晰。少年始终没有经过专业美术训练的画技,在一次次重复当中,无师自通地获得进步。刚开始是信笔涂鸦,后来有点素描的味道了。他画得很笨,一点都不知道技巧。他一笔一画地涂抹着,把相片里那个女子搬到日记本中,没有时间注释。无从推想他是集中一段时间画出,还是慢慢地一点一点所画?我感觉应该属于后者,画了好多年,十几年,二十几年,直到遇上我,他才完成了画作?越往后翻,画面越阴沉。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以为灯泡亮度不够,是不是老火家又增大了电炉子瓦数?好像不是。我把台灯搬到枕边,雪白的光影里,淡黄的纸页显出一种奇异的洁白。灯光漂白了它们。纸上的女子,从相片的六个女子中被提取出来,孤零零地落在纸上,两边的姐妹不见了,身后漫山的苜蓿不见了,她像个没有伙伴没有依靠的影子,孤零零地落在一片印着淡绿色格子的米黄色上。她的形象要比相片中孤单,甚至有那么一丝狰狞。

我按住了嘴,心在狂跳。确实,是狰狞。她在狰狞地望着我。明明她是笑着的,笑容真实而烂漫,但是也有点拘谨,是乡村孩子面对镜头时,不由自主地会有的紧张。我至今讨厌那些对着镜头摆出各种姿势,或者上大餐一样早就摆好甜美笑容等待按下快门的人。我觉得一个人的本真,正是体现在这略带羞涩和紧张的表情里。十来岁的花季少女,不知道自己要呈献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抿着嘴,傻傻地怯怯地微笑。一切尽在这微微一笑里。

喜家湾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农村,山里,不通公路。我们小时候赶集,靠步行。喜万隆给我的答案很简洁。

漫山洼的苜蓿绽开一大片海洋般的紫色花朵。阳光晴好。一个走村串户脖子里挂着照相机的精明小商贩,他的出现像一道新鲜的风,带来了山外世界的某种东西,也撩拨了少女们骚动的心弦。谁不爱美,谁不想在最美的夏季以花开为景,把自己装进花开的记忆里去?于是六个关系极好的姐妹,互相招呼,手拉手站到了一片绿苜蓿当中。她们中如今已经有四个人不在人世,一个生孩子难产,一个农用车翻倒出事,一个去年肝硬化去世。其中最早也是最年轻就去世的,正是喜进花,当时二十一岁。要是活着,应该是满脸皱纹、子孙满堂的奶奶辈了。喜万隆如是陈述。

我把相片夹在日记本当中,看了看手机。喜万隆没有给我回过话来。我关机入睡。蒙眬中有伤感,有失落,有些说不清楚的情愫隐隐地在心里翻涌。

7

喜家湾比我想象的要难走。

嘉陵摩托车出了乡政府,出了街道,沿着一条乡级公路疾驰。我全副武装,头戴大头盔,衣服外面套了喜万隆的一件长皮衣,腿上绑一对护膝。依我的性格,不用这么护理,骑个摩托车嘛,有啥可怕?我又不是没骑过。喜万隆不容我推辞,他亲手给我穿戴。带着男人味儿的皮衣裹上身子,我就不想挣扎了,觉得挺好。被一个男人这样精心照顾,还有什么理由拒绝?福气来了,敞怀纳福吧,哪有拒之门外的道理。太刻意,就矫情了不是?喜万隆自己却是家常打扮,只是戴了头盔,手上套了对大棉手套。

我们跨上坐骑,出发,去喜家湾。

我这丑媳妇,要被带去见公婆喽。但是我的欢呼,还是被我硬生生地吞咽进肚子。喜家湾是喜万隆的外祖家,这个在外祖家长大的孩子,要办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了,所以他说得回去一趟,给长辈说一声。喜万隆口中的长辈,自然不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些他都没有,他的长辈是外祖母和几房舅舅舅母。

不买点啥吗?我提醒。意思是我头一回去,空脚扎手不好看。没必要。他的声音从头盔里传出,闷闷的。我也变得闷闷的,刚才高涨起来的情绪,好像被人当头扇了一巴掌,把兴头给扇回去了。头回见面,不带东西,合适吗?我在心里嘀咕,嘴里却懒懒的,什么都不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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