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应注重文学性

这就涉及翻译准则和翻译策略的问题。异化与归化是两种翻译策略。钱钟书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文学翻译因具有审美的维度,独特的他者体验和异域色彩难道不是更具保留的理由吗?其实作为翻译准则的“信达雅”与“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密不可分,异化与归化是使译文实现“信达雅”的路径和方法。由于翻译的目的、作品的特点、目标受众的不同,翻译策略还要有针对性地应用。道理在于,翻译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化,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在满足读者阅读习惯的同时,保留原作的异域元素,可以让读者的期待在价值层面上获得满足。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哲学、文艺思潮的涌入和外国作品译介的传播,中国当代文学在与世界文学相互碰撞、渗透和交融下,整体风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的翻译伴随着市场化过程,出现某种简译、改译问题,文学性价值的维护值得重新引起学界重视。

文学翻译;异化;风格;原作;严复;翻译策略;文采;审美;译文;读者

文学译介中归化和异化:

文学翻译的语言标尺

内在张力与平衡

当下,有个耳熟能详的观点: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或二度创作。它要求译者忠实地把原作的内容翻译过来,并把其中的意境与美感传达给读者。那么,如何在还原作品的前提下,把语言文字的艺术呈现出来呢?这就涉及翻译准则和翻译策略的问题。

在翻译界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两种理论和策略。现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维努蒂认为,“归化”是一种“按照目标语文化价值观对原文进行我族中心主义的简约,即把作者带回家”;“异化”是一种反我族主义的去目标语言文化价值观的翻译策略,即“一种把读者送到国外”的翻译策略。因此,异化策略注重在原文中保留独特的源文化特征,试图为目标读者提供一种陌生的阅读体验。

作为“译事楷模”,严复的“信、达、雅”影响深广,被认为是翻译的最高准则。“信”乃忠实于原作,“达”说的是文字表达,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雅”。

在翻译语言风格上,归化和异化有很大的不同。翻译学者马克·沙特尔沃斯和莫伊·拉考伊认为,归化倾向于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以减小目标语读者的陌生感;异化则是一种有意采用不流利、不透明的风格,甚至故意包含源语言的翻译策略。

严复引孔子语“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作解,谓之“求其尔雅”。孔子的“文”和严复的“雅”应该都说的是文采。那么,何谓“文采”?上网一查,“文采”之出处与含义证例不一而足,这里我们似乎陷入了德里达的意义“延异”之怪圈。与为文相关者,概括起来,“文采”所指有两个面向,一指藻饰,即优美典雅之词句,二指风格。

从读者接受的层面来看,归化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传播策略;而从文学的审美性来看,异化则更能维护源文化的异质性。文学是一种陌生化的象征表意体系,文学性是其最核心的价值所在。文学也是一个民族文化、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趣味等综合体的艺术表达形式。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应着重考虑两个重要元素,一是文学性,二是源文化的异质性。鉴于此,文学作品的异化翻译更能保留文学作品原作的全貌和其独特的异域文化特质。

“雅”往往被理解为华辞丽句的文采。然则“雅”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审美意义上的“雅”,关乎风格。真正的文学是讲究风格的,而文学的风格又是多样的,或阔大沉雄,或清丽婉约,或幽默,或伤感,或阴郁,或粗粝,不一而足。华辞丽句或不失为语言风格之一种,但决然不能代表文学的审美境界。在翻译上,华辞丽句多反映为矫饰,可谓过犹不及。

翻译家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就很好遵循了异化翻译原则。小说文本讲述的是凯蒂失贞、三兄弟各对其不满的故事。故事并不复杂,但小说的创新之处显然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打破时空顺序的意识流创作手法的运用。若李文俊为了迎合当时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将其改译成一个平铺直叙的故事,恐怕会是失败的译作。《喧哗与骚动》的多角度文体叙述形式对当时的中国读者而言可能是很陌生的,但这也正是其艺术魅力所在。事实上,《喧哗与骚动》中译本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文体创新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却更多遭受了“被改写”的归化翻译命运,其文学主体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细究严复的三字标准,“信”其实可以涵盖后两字,不仅是内容上的忠实,也应是表达上的忠实,更应是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上的忠实,即风格上的忠实。其实钱钟书先生早就指出,“雅”非“润色加藻”,又说“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文学翻译的最大特点便在于此,也是其自身合法性的体现。试想,如果以华辞丽句为准则去译“垮掉派”或是卡佛的“极简主义”(minimalism)小说,会不会荒腔走板,甚至南辕北辙呢?

中国文学“走出去”:

异化与归化是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强调靠近作者的语境,感受到异国文化的情调;归化则倾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符合读者的文化价值。文学翻译到底该归化还是异化,向来聚讼纷纭。有各执一端的,也有折中调和的,认为不管归化还是异化,在实际翻译中都不宜也不易一以贯之。

应保留主体性和丰富性

鲁迅偏向异化,有“宁信而不顺”一说,为的是要保存“原作的丰姿”;傅雷主张“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钱钟书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

毫无疑问,中国当代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价值在于一方面表达了现代人普遍性的情感和生命体验,另一方面向世界贡献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价值信仰和命运遭际。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特别是经典作品的外译应坚持其独特的文学性和中国文化的异质性,为迁就西方读者的阅读而进行的改译,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主体性和丰富性的损害。

我们看到,傅、钱二先生所说并无本质差别,他们谈的都是理想和最高境界,美则美矣,只是不宜用作现实的衡量标准,倒是鲁迅的提法看似退而求其次,却有着更大的现实参考意义。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的交流,最重要的前提是尊重他者。文学翻译因具有审美的维度,独特的他者体验和异域色彩难道不是更具保留的理由吗?

美国汉学家霍华德·葛浩文作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主要英文译者,翻译了近50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对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对中国文学情有独钟,坚决反对西方学者对文学所持有的“狭隘死板的定义”,认为“仅仅以我们自己文化里通行的文学标准来判断,而不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评估他们的作品,并据此接受或拒绝翻译一部作品,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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