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玄武门杀了亲兄弟,为什么他还能被后世帝王所推崇?463.com

隋朝杨广造成隋末严重大乱,导致人口锐减,使得武德年间、贞观初只有200万户,李世民经常以亡隋为戒,注意叮咛自我克制欲望,嘱咐臣下莫恐上不悦而停止进谏,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经济上,薄赋尚俭;亦致力复兴文教,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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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唐盛世贞观年间,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祥和之气,可以说,这与唐太宗李世民本人的性格跟其当了皇帝后的一些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后世学者研究过李世民的戎马一生,他本人对自己也有着客观的评价。其中,两段评价非常出名,表达了李世民对待人才和外族的态度。

所以说,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是与其心胸之广有关系的,李世民的成功治世,也经常被后人评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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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两段自我评价,以简述李世民的治国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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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九年,李世民自述:凡乱世称帝之人,大多数都在四十岁以上,其中,只有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三十三岁就当了皇帝。而我本人,十八岁起兵,二十岁就平定了天下,二十九岁我就当了皇帝,所以,从年龄角度看,我胜过古人不少。

但是,我年轻时候忙着打仗没时间读书,登基后,我书不离手深知高台教化的深意,以及,为君做政事的法则。多年间,天下太平,子孙孝顺,臣子衷心,所以,从文治层面来看,我也超过了古人。做出这样多的丰功伟绩,当然,是要谨慎做事从一而终的。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对臣子说:古代的君王虽然能平定华夏,但是,却不能征服周边的民族。我的才能虽然比不上古人,但是,创下的丰功伟绩确实是大大超越前人的,这其中的道理我不懂,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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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其实给大家一个机会,来“歌功颂德”他的成绩。但是,在场的臣子,其脑子却没转过来,李世民自己则总结道:我有这样的成绩,其原因主要有五点:

第一点,古代帝王多嫉妒比自己强的人才,可是,我看到臣子身上有优点,我会仿佛像是自己也具备这些优点一样的高兴。

第二,臣子的品行能力差异化比较大,我没有一概论之,我更看重的是臣子身上的优点和闪光点。

第三,身为皇帝看到贤能之人就想拉拢,品格不好的就想放弃。我不一样,对于有缺点的人我会给予更多宽容,对待贤能之士也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随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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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很多皇帝不喜欢听正直之士的“直言建议”,觉得不中听,公开砍头或者暗中陷害的例子不在少数。我尊重正直人士,这就仿佛良药苦口一般,我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更没有罢黜过任何一位正直之人。

第五,自古君王看重中原人士,而我对外民族也是一样的看重。我和外民族的关系仿佛是父母对子女一般,一碗水端平,均加爱护,这也是我能做到这些功绩的五点原因。

随后,他还对褚遂良说:你做过本朝的史官,我说的这五条理由是不是句句在点子上?褚遂良答复,您创立下的丰功伟绩多到数不过来,您只列举这五条建树,可真的是太谦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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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贞观年间的执法标准,严重以李世民的意志为转移。

贞观五年,李好德散布敏感话题,李世民下诏书彻查。大理寺张大人知道李氏精神有病,依法不追究法律责任。但是,有一位官员却说:李好德哥哥时任相州地方官,他散布的言论都出自哥哥的意思。而大理寺张大人庇护他们,定是一伙反贼。

李世平非常愤怒,下旨砍了张大人的脑袋,虽然,后来也有悔意,但是,影响恶劣比前一案更甚。自大理寺张蕴古案件发酵后,法律界官员有意加重对犯人的量刑和处罚,因为,张大人的例子告诉大家,判重了没事、判轻了怕是要被连累入案。

李世民针对此类现象询问刘德威:原因何在?结果却被告知:是皇帝的责任。臣子执法严厉或宽松都是看皇帝的脸色行事,法律官员们为自保,遇到案子就加重对犯人的处罚,以证实自己的“清白”,就是怕受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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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说明:当时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处罚好恶以及程度深浅全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贞观二十年,有人控告刑部尚书张亮养干儿子五百人,并于江湖术士有密切交往,种种迹象表明张亮意图谋反。李世民知道后非常重视,委任马周前去调查,回报说:证据不足以证明张亮想谋反。

但是,朝内除了马周和刑部李道裕信任张亮外,李世民以及群臣却不这么认为,而后,处死了张亮。刑部二把手位子一直空缺,候选人都没入李世民的眼。想让李道裕出任刑部官职,不由得联想到张亮一案,当时,确实没有明确的谋反证明,对此心生悔意,可是,也于事无补了。

虽然,李世民不能避免旧时帝王任意操纵权力和司法的毛病,不可能对正直之士“未尝黜责一人”,对于过失勇于承认并纠正过错,个人言行举止也有所克制,公开表示悔意,这一点来说:李世民的做法也不是一般君王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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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隋唐史》:“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
…所以,唐太宗的施政作风一贯被后世帝王所推崇。

参考资料: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旧唐书太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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